钱穆与胡适
文 |王蓉
来源 |《人物》杂志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史家。他早先当过小学教员，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为中学教师，又进而为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名教授。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新文化运动旗手，在美国留学归国后，一举成名，成为北京大学名教授。这两位学者处于同一个时代，而各自的求学经历迥异，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他们的文化指向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般说来，钱穆被认为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来更是被归于“新儒家”，简而言之，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抱认同的态度；而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和提倡西化的主流派的观点。因此探究一下钱穆笔下的胡适，钱穆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师友”的“杂忆”，不仅可以了解同一时代两位学者之间的人际交往、文化交流、学术争鸣，更能够展现“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中国传统学术界急遽变迁中知识分子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心路历程。
钱穆对于胡适，有一个早先崇仰而后发生怀疑，最终不满意的过程。他在自修过程中随着学识的增长和学术地位的上升，对胡适逐渐由尊崇而疏离以至于公开对立。钱穆的早期著作《国学概论》中，多处提及或引述胡适的观点，明显是将其作为权威学者加以介绍。尤其是“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将胡适与梁启超作比较，认为：梁谈诸子尚在胡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梁述先秦政治思想史虽较胡精密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大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钱穆对胡适还是颇为肯定的。可是，他们的“蜜月”并未维持多久，两人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歧异便暴露出来。以至于后来钱穆在八十高龄写《师友杂忆》，以一个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学者来回忆师友时，对胡适并无多少好感。钱穆在忆及“师友”时，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胡适，但是其间叙述并无一般的相识、相知、相交的建立深厚友情的过程，相反，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两人之间的隔阂，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频繁，私谊也不密切。显然钱穆在提到胡适时已形成一种文化上的逆反心理，在行文中经常随手拈来批判其文化主张，像对新诗、白话文、文学革命都有些不好的评论。当然钱穆、胡适之间并不是关系恶劣至极，客观而言，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譬如，胡适对于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古今家法，十分佩服，常常对人做义务宣传。并对前来问学之人谓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当时外界学人误以为钱穆从胡适做考据学。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钱穆研究。钱穆对胡适虽不满，但并无恶言中伤，只是交之以礼，敬而远之。在学术上有所批判，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从这一点来讲，这种不以个人恩怨的学术批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两人的为人处事值得后人学习。
下面让我们跟随钱穆的文字一起追溯他与胡适的几次交往，看看钱穆笔下究竟是怎样一个胡适。
1927年，33岁的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此时37岁的胡适正意气风发，名满天下，应邀前来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钱穆，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以胡适当时的地位、身份，其尴尬可想而之。为此，胡适不与钱穆搭话。而后胡适即以“忘带刮胡子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钱穆在晚年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对胡适的不理解，“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此后钱穆终不与胡适相通问。钱穆对两人的关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颜觸见齐王，王曰觸前，觸曰王前，觸终不前。”两人终因各自的分歧和性情的孤傲，不得进一步深交。钱穆对胡适的第一印象也仅为“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可以说，钱胡两人初次见面虽然时间短，未做深入长谈，当时也并没有论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却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情态。在胡适这一方是挥之不去的尴尬，以后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与钱穆交往；在钱穆这一方或许是深深的失望，他笔下的胡适名不副实、度量狭小。两人初识，远非思慕已久所应有的亲切自然，这似乎预示着两位大学者日后的不谐乃至相斥。
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的再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坊间有很多关于钱穆、胡适两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胡适在北大讲课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穆的意见不和，有一次他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还是很客观的，当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其间胡适曾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钱穆由此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可见，由于钱穆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学校当权派、思想主流派在个人感情上的隔阂，学术观点上的对立，导致人际关系上的误解，这对于潜心搞学问，“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交际场合”的钱穆来说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蒙文通，四川人，从师廖平，乃钱穆的好友。他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于南京某杂志。蒙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却一次也没有去过胡适家。可见他们关系之疏远。胡适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决定秋后将不续聘。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综观钱穆、胡适两人的交往，始终是异多同少，终非一路。其实，他们的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钱穆不满胡适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他反对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荡涤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理念，批判中国文化和提倡西化，这导致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缺乏共同的语言。钱穆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如新诗、白话文、文学革命，经常随手拈来批判一通。当时北大的学生回忆，他在讲课中随时联系批判胡适的一些提法。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这在他的回忆文字里也有所体现。例如他说新诗：“民初以来，争务为白话新诗，然多乏诗味。又其白话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话。”“路上忽悟宋人词杨柳岸晓风残月一词。千年前人一词句，可使千年后人诵之如在目前，此岂随手拈来。而近人乃以死文学目之，真可大笑。”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
钱穆、胡适两人生于同一个时代，胡适仅比钱穆大四岁，为何两人思想、文化观念差异如此之大，这可以从钱胡两人的教育环境、生活环境、学术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等方面稍加分析。
钱穆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相比较，有所不同。论教育环境，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也没有留过洋，非留洋派。他来自于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江南小镇的乡村。但就是这样的乡村学堂，人文之盛，“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活，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钱伯圭等，令人叹为观止。严耕望在论及钱穆幼年学术环境对其影响时指出：“明末清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 ，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 ，耳濡目染 ，心灵感受 ，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众多良师，而且多是饱览诗书的旧式文人，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为日后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此钱穆日后对新文化运动推翻传统文化也深深感到痛惜：“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论生活环境，钱穆笔下的七房桥世界呈现一派祥和安宁的氛围，丝毫没有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笔下的封建糟粕气息。在这种环境中濡染成长的钱穆自然对古圣先贤满怀“温情与敬意”，归入“保守恋旧”一路。他对留学生中鄙视祖国文化的人，极为反感，说这种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他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自然也是不以为然的。钱穆曾说过，这是借尸还魂，纵彼活转过来，也不真是我们自己了。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怀有的深深迷恋。
相形之下，胡适的教育环境就另有一番景象。他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为胡适日后“整理国故”打了一点基础。但这与钱穆笔下那些学问深厚、品行高尚的旧式文人教师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胡适在上海读了当时所谓的“新教育”的基本东西，以历史、地理、英文、数学和一点零碎的自然科学，初步接受了西方文明和进化论的观点，并改名为胡适，意为“适者生存”。191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当时的美国，已经跨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在这里可领略到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这对于胡适思想转变无疑是重要的。他热情地赞美美国人“天真的乐观与朝气”，“对人生持有喜气”。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教授，并开始终身服膺于实验主义，自称是杜威的信徒。1919年回国以后即领导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全盘西化”自然也就势所必须。胡适的幼年生活环境也与钱穆相差甚远。虽然钱胡两人的父亲都早逝，但钱穆生活在大家族的祥和安乐、互帮互助中，胡适则不然。胡适的母亲在大家庭中很是受气，“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胡母经常暗自哭泣，可见她在那个中落的封建家庭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也难怪胡适日后要否定封建的家族制度。
当然环境上的差异只是客观的，两人的行为方式、性格差异也很大。柳存仁在回忆北大的教授们时，把胡适和钱穆作为北大教授们两方面倾向的代表。胡适的一方面代表动态的北京大学教授，动态的教授们常常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发表一篇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钱穆可以算是静态方面的代表，静态的教授们则多到北平故宫博物院去收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邨一带去收罗旧书。这也是对钱胡两人性格差异的最佳写照。胡适青年时代，便热心政治，内心里是有政治抱负的，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乃至抗战时当了驻美大使。钱穆的学者情怀使他感到“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有意思的是，钱胡两人政治上均倒向“保守”体制一边。钱穆、胡适在文化上的争论今天也没有结局，后人将继续争论下去。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应用乃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在追求国富民强中遇到的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对于钱穆来讲，他喜欢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全民抗战的时期，所著的《国史大纲》，振奋了民族精神，功不可没。另一方面，钱穆在当时对西方文化并无切身的感受，造成他的文化比较有所局限，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溢美之词。当时，姚从吾对他说：“讲中西文化的异同，最好听听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这里有西方文化的精神。”姚从吾意为钱穆没有听过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似乎没有资格奢谈东西文化比较，这样说有些偏激，但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实情。钱穆确实“读英文书，仅在苏州一年，获得读一部”，后又读中英对照本《新约圣经》一册，与留洋派相比较，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自然肤浅了许多。而胡适以19岁的年纪出国，身体、思想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很容易被外界新奇、与国内大不相同的东西所陶醉，思想冲动，妄图把另种文化完全移植到自己多灾多难、贫困落后的祖国。限于种种主客观条件，两人各有局限。但是，行文至此，且不论钱穆、胡适的文化观是否有偏颇之处，他们两人为国为民，寻求文化救国方案所作的殚精竭虑的努力和思考不失为现代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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