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的胡适

书 同

编者按

宣城绩溪籍大学者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1962年2月24日逝世。从1917年秋入北京，到1948年底离京，31年中约有20年住在北京。但鼎鼎大名的胡适，一直是租房居住，始终没有自己的房产。本文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实地寻访，对胡适在北京的住所情况作了较清晰的梳理，以期对胡适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居住，得一较完整印象，同时表达对本乡先贤的纪念之情。

胡适在北京，先后住过的地方有：北大教员宿舍（卯字号），与高一涵合租屋竹竿巷一庐，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北河沿钟鼓胡同14号，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01 北大教员宿舍

胡适由美归国后，于7月下旬回家乡绩溪省亲。8月末离开家乡赴京。9月5日抵上海。他在当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今日到上海，拟住两日即去北京，约廿三可到。”这里所说的“廿三”，是农历七月二十三 。据胡适到京写给母亲的“北京第一号”信，他是9月10日（ 农历七月二十四 ）午后抵达北京。由此可知，胡适自9月10日开始入住北京大学教员宿舍。

当年的北大，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朝南的大学正门还没建成，因此，师生进出都是从西边的便门。进门后朝北，是教学区，朝东是一带平房，这平房用作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胡适自然也有一间。由于教员中有好几位属兔，因此，平房还拥有一个雅称——“卯字号”。但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所记“卯字号”的名人，教员休息室只是教授们课前预备的地方，并非住所。西边的便门那里，却是寄宿舍的所在，胡适当年应该就住在寄宿舍里。

02 竹竿巷一庐

在北大教员宿舍大约住了一个月，为了不受人多干扰，便在大学附近竹竿巷，与同事高一涵合租了一个房子。房子本来是高一涵租住的，因为是安徽老乡关系，彼此又谈得来，遂商定与之合租。

关于这个住所的情况，他在 1917年9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 君。”在同一信中，他又说：“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 居高 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人仅出三元耳。合他种开销算起来，也不过每月四五十元之谱。”从这信中，可以知道，虽然还住在教员宿舍，但他已经外出考察过拟租住的房子，发现高 君所租的房子“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而且“房钱每月不过六元”，与 高 君合租，“每人仅出三元耳”，便决定与之合租。

在这个合租屋里，胡适将七年前（参加留美考试）在绩溪会馆认识的看门人阎海请来做厨子（此后一直在胡家帮佣，直到中风去世），同时将二哥的长子思聪也带在身边自学。1917年除夕（公历 1918年2月11日），胡适叫厨子准备了几个菜，为 高 先生送行。大概此后， 高 先生即搬出，房子由胡适一人租住了。两人合租的时间，大约有四五个月。高 先生走后，胡适说：“自 从高 先生走了之后，没有人可以谈谈。所以很觉得寂寞冷清，所以很有点想家。”（胡适1918年2月19日至母亲信）。

1917年底，亚东图书馆店员、绩溪人汪原放到北京，帮助三井洋行推销华文打字机，拟住绩溪会馆。未料会馆已无空房。经同乡胡翼谋介绍，住到高一涵、胡适合租的竹竿巷一庐，从12月初住到第二年一月中。正好这段时间，胡适回里完婚，彼此倒也两不相扰。

在这个住所，发生过一起失窃事件。他在1918年2月25日至母亲信中，详细报告了失窃的物品，计有狐皮马褂一件，外国衬衫几件，罩袍一件，单衣几件，帽子两顶，茶壶一把，剃刀一盒，镜子一面，洋袜几双，千里镜头两个，破表一只，以及其他一些小零碎。胡适在这信中还手绘了一个住房布局略图，可以略见此房的大致情况。胡适抱怨说：“北京的房子都没有高墙，故易于爬进爬出。”而这一天是正月十四 ，元宵节的前夜，胡适又因睡得太迟太沉，所以没有听到响声。

1918年3月6日,他在给母亲信中说：“此间太寂寞冷静了，不久就要搬家。现尚不曾租到合意的房子。”由此可知，他很快又搬了一个地方，那地方便是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

03 南池子缎库胡同后身8号

1918年3月11号，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报告：“今天下课后，又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有房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子十八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二十五元一月，大约二十一二元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可让至二十元，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3月27日 ，又在给母亲信中说：“我还没有搬家，大概七日内可搬出。”在 4月2日 的信中报告说：“我已于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可见，胡适搬入缎库胡同后身8号，是在1918年3月30日 。这时跟随他一起住的有厨子阎海，侄儿思聪，由汉口来京游玩的表弟曹胜之（他3月23日 到京，住了一个多月）。

1918年6月11日或12日（端午节期间），江冬秀随哥哥江耘甫来到北京。为了照顾母亲病体，结婚后，胡适一人返京，将冬秀留在了母亲身边。但考虑江冬秀年近三十，若再不出来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日后与同事们的知识女眷们交往会增困难，因此，听说耘甫老舅端午期间要来北京，他便希望冬秀能一同来京。不过此事颇费周折，母亲希望他暑假回家亲自接冬秀（实际是希望儿子能回家多住几日），而他以暑期有任务为由，希望冬秀随耘甫同来；后来又听说母亲病重，不放心，遂决定还是等寒假时回家一同来京。总之，反反复复，破费脑筋。最后，还是母亲理解儿子，让冬秀随耘甫一同来了。

在缎库胡同，除了思聪（那时已经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18年冬，胡思永（三哥之子）、江泽涵（江冬秀之堂弟）也都来同住，加上1919年3月16日 出生的胡思祖（祖望），1920年8月16日 又添女儿素斐，1921年12月17日 二儿子胡思杜降生，特别是1918年9月14日起 ，高一涵、张祖训两位同事也搬来同住，家里就十分热闹了。

04 钟鼓寺十四号

胡适在缎库胡同大约一直住到1922年。他的小同乡章衣萍在《鲁彦走了》一文中说：

“偌大的北京城，一年以来，我每星期必到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钟鼓寺，一处是后局大院，一处是东高房，但是如今，为了意外的变故，钟鼓寺是不能去了，后局大院是不愿去了，两星期以来，只有东高房的鲁彦那里，还可以暂时安慰我的寂寞的生命。”

这文章的落款时间是“十二，八、六，晚二时”，即1923年8月6日。据此可以推测，至少1922年8月前，胡适已经搬入钟鼓寺。

而据当时借住在胡适家里的同乡，亚东图书馆店员汪原放后来回忆，1921年5月5日 ，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红楼梦》。“《红楼梦》出版之后，我和我的大叔（汪孟邹）回绩溪老家去了一趟。……不多日子，我的大叔也回上海了，说他和适之兄通信，已经得到他的同意，决定把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部文集。大叔要我到北京去和适之兄接头，把稿子搞好，带回排印。我对于这件工作，当然十分赞成、欢喜，立即准备北上了。

适之兄那时不住在缎库胡同，已经迁居在钟鼓寺了。钟鼓寺的房子大得多了，好像是四合式，院里有大树。书房里临窗的办事台比从前的小台要大上几倍了。我去了，同他的侄儿思聪、思永住在一处。这回，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嫂。适之兄到北大去上课时，有自己的包车了。他仍旧只穿一件竹布长衫，像一个大学生。”（《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73页）。

由此可以推测，1921年夏或稍后，胡适已经搬入钟鼓寺十四号居住。

钟鼓寺胡同在北河沿，位于北京大学东北，比南池子缎库胡同离学校更近。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一书中说：

“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1924年夏，笔者注），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院落也不宽大，栽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室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

05 陟山门六号

陟山门在景山西，北海东，至于“陟山门”是何意思，一直没有去深究。陟山门6号，原为林长民住所。在他1925年11月遇难后，由胡适租住，那当是1926年前后的事了。

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多，钟鼓寺的家，就显得狭窄了。而这时的胡适，著作越出越多，外出讲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收入自然也越来越高，因此便积极寻找一个宽大一点的房子。

事有凑巧，这时，景山西陟山门大街6号的林宅要出让。而这位宅主 林长民 先生，本来就是熟人。1925年，他响应奉军叛将郭松龄之请，担任他的秘书长，共同反对张作霖。这年11月，在随郭松龄赴东北途中，于河北滦县，被张作霖军袭击，两人均被打死。人死了，住宅只好出让。朋友丁文江从中联络，帮助租下了，连同林宅的家具、皮沙发等，都顶下来了。

石原皋说：“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院子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胡适一家在这个房子住的时间不长，大约不过二三年。而这二三年中，他从1926年春开始欧游，直到1927年春才归国，实际并没怎么在里面住过（家人住在里面）。归国后，正逢奉军张作霖进驻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再说，那时的北洋政府风雨飘摇，财源枯竭，各大学薪金都发不出来，教员生活十分艰辛，许多文化人纷纷南下，他的许多好友徐志摩、叶公超、饶孟侃、梁实秋等都先后汇聚到上海。因此，他遂在上海就业，并将妻儿接来上海同住（藏书、家具等尚留北京宅中）。直到1930年底，才又返回北京。

06 米粮库4号

石原皋在《闲话胡适》里说，1930年11月底，胡适由上海回到北京，再 任北大 教授。这时，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幸好，这时候大学教授不欠薪了，工资也提高了。像胡适，每月可以拿到600元。而且这时北京改称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北京的房租也便宜些了。于是，就离开了陟山门6号，租用了景山后门米粮库胡同4号。

这个房子很大，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藏书可以有地方安置了，也可以在家里接待更多的朋友了。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米粮库4号成为许许多多亲戚朋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石原皋说，胡适喜欢在书房消磨时光。以他所见过的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住所的书房而言，胡适的书房总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总是空空的，不悬挂字画。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包，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便满桌都是书了。每天即使在外应酬得再晚，回来后，总要在书房看一阵书后，再去睡觉。这书房是他最私密的空间，只有极少数好友，可以进书房谈天。

07 东厂胡同1号

米粮库4号，是胡适在北京住宿时间最长的一个处所，从1930年冬，至抗战开始的1937年夏。也是房子最宽敞，离北大十分近便的一个住所。但是，抗战开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转，他的私人生活也因之发生改变。受蒋介石之请，他先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游说，做和平努力，随后于1938年9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在胡适催促下，江冬秀于9月初离开北平到天津，并将胡适所有藏书运抵天津浙江兴业银行存放。这样，实际上就离开了米粮库，开始了新的流离漂泊生活。

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言已推定他为北大校长，在他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 1946年7月29日，他与祖望一同飞回北平，开始入住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此时的东厂胡同1号，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因为房子富余，学校分配一部分给他这个校长住的，其他如傅斯年、范文澜等北大名流，也在此居住。1948年12月15日 ，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匆匆离开，从此，与生活居住过近二十年的北京永别。

（作者系宣城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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