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访延安与毛主席畅谈历史周期率，回家后闭门著书销售一空

“一·二八事变”期间，黄炎培与史量才、杜月笙合作，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发动各界募集物资、抢救伤员，有力支援了十九路军的抗日。1937年，黄炎培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任国防会议参议员；1938年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欢迎。

除了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参议院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延安的中共领导人，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下，全部到机场迎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人一起进餐

第二天，黄炎培等人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黄炎培见会客室的四壁挂着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一瓶茅台，配有自己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幅画是1943年国共关系恶化时，沈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的。在请黄炎培题词时，他想起长征时谣传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当即题了这首诗。黄炎培忽然在这里见到旧作，知道中共是把自己当朋友的。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新房，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上，毛泽东设宴款待客人。黄炎培在宴会上说：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重庆，黄炎培闭门谢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原配王纠思在1940年过世后，黄炎培在贵阳大学演讲，女学生姚维钧一见倾心，后来两人书信往来百余封。等到姚大学一毕业，就同黄炎培在重庆成婚。黄在婚礼时散发的告亲友书中说，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他们夫妻联手，用几天时间，写出一本小书——《延安归来》。

黄炎培这本74页的小册子分为“延安归来答客问”与延安五天日记两部分，回忆了他访问中的所见所闻，呈现给外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归来》先是在《国讯》杂志发表了两天的日记，读者反响热烈。但是当要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这本书就会被扣，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审，就直接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出版当天，政府就出动人马四处搜查。封禁行为成了一种“广告”，读者们对书的内容更为好奇，初版的两万册在几天内销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