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写过一个盗墓的故事，与五代时期的后蜀国后主孟昶有关。
孟昶是五代时期后蜀高祖孟知祥的第三子，也是后蜀国的末代皇帝，在位三十一年，四十七岁时暴死。刚做皇帝时，也是励精图治，衣着朴素，兴修水利，注重农桑，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一度国势强盛，将北线疆土扩张到长安附近。但是在后期，开始沉湎酒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奢侈无度。
他的奢侈的程度，无法形容，就说他撒尿用的夜壶，那都是用多种珍宝制成的，称为“七宝夜壶”，价值连城。当年，宋军消灭后蜀以后，这只七宝夜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手上。赵匡胤看到后，也是无比震惊，长叹一声道：“溺器要用七宝装成，却用什么东西贮食呢？奢靡至此，安得不亡！”于是大力的把这个“七宝夜壶”给摔了个粉碎。
孟昶的生活奢侈的有名，这七宝夜壶只是个小意思，据说他的一个宠妃使用的痰盂都是“兔毛水晶”制成的，就不要说别的器具了。要说最珍贵、最难得的，当属那件“鲛绡帐”了。
说起这“鲛绡帐”，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就是孟昶最宠爱的“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不仅人长得漂亮，自幼能文，擅长写宫词。自古才华和美貌在女子身上互不相容，有才的，像是李清照、谢道蕴，面容只能称的上是平凡；而好看的，如鱼玄机、薛涛，其文才和智慧却又远远不及男儿。而唯一例外的，就是这个花蕊夫人，美丽却屏弃妖娆，聪颖而博学强记，对如山的诗词歌赋和纷繁复杂的君王世界，了解的一如俯视自己手心的纹路。正因为这样，也极讨孟昶的欢心。
孟昶很怕热，每年到了炎暑天气，便喘息不定，难于入睡，于是在摩珂池上，建筑了一座水晶宫殿，作为和花蕊夫人避暑的地方。其中三间大殿都用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尽用数丈开阔的琉璃镶嵌，内外通明，毫无隔阂。
就在这座宫中，可谓是珍宝无数，但是有一样很特别的东西——鲛绡帐，据说是用鲛人的人皮制成的，薄如纱，轻如羽，暑伏天，置到室内，五米之内，都能感觉到凉风习习，货真价实的一件宝贝。
历史中的花蕊夫人本姓费，是五代十国时后蜀国后主李昶的贵妃。
她名为花中之蕊，自是容貌不凡。不仅如此，她还善写宫词，是位才女，仅《全唐诗》就收录她的诗有40多首。
与那些能呼风唤雨的女强人相比，花蕊夫人实在是太不惹人注目了。因为她没有吕后蛇蝎般的狠毒心肠，也缺少武则天的心机和手段，更不具备杨贵妃狐媚惑主的万千风情。她更像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从不掩饰自己悲喜、从不修饰自己情绪的真实女人。
拥有富贵时，她会快乐、满足；失去安乐时，她会失意、落寞；国破家亡时，她会呐喊、愤怒。她是完全透明的一个人，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 这在充满虚情与狡诈的皇宫中，显得尤为可贵。
国灭之后，孟氏皇族包括庞大的后宫，全部被押解开封，成为大宋国的阶下囚。花蕊夫人也在其中。历史总有相似之处，这样逶迤前行的悲壮队伍，并不是第一次，倒退十年，南唐国后主李煜也曾感同身受过。花蕊夫人和李煜，一个是末代贵妃，一个是亡国之君，他们一样失去了昔日的荣华富贵， 一样成为大宋的阶下囚徒。更为相似的是，他们都喜欢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悲喜人生，同样的才华横溢。
相同的生活环境，也让他们有着相似的词风。看看花蕊夫人的“嫩荷花里摇船去，一阵香风逐水来”，多么的悠闲惬意，还有“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神仙一样的皇宫生活让人陶醉，让人乐在其中。再看看李煜，“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同样令人沉醉。
面对突变，花蕊夫人与李煜却表现出迥异的性情。亡国的阵痛，让曾贵为天子的李煜，变得消沉落寞、困顿无助。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平添了女人般的矫情与寡柔。在叹息、悔恨之中，无奈地吟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将情长化作愁肠，将甘怡化作苦酒。昔日的荣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道不尽绵绵心痛，说不尽缕缕伤愁，内心是不可追回的凄凉。
花蕊夫人的性情，少了女性娇弱，多了男儿豪爽。“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首著名的《述亡国诗》，便是花蕊夫人成为阶下囚时，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大殿之上挥毫而就的，饱含着花蕊夫人对后蜀国的遗恨。人的性情，在困苦和磨难中最易彰显。
历代国家悲剧、民族遗恨，实在不应该把罪过全部推及“红颜祸水”，正如孟昶亡了国，我们绝不能埋怨花蕊夫人。祸水论者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列出一长串相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姬、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徽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尤物，乖巧灵透，总是令人“见而怜之”。这种温顺会酥了君王的骨，迷了英雄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大猫。
对此，我们又能责怪什么呢？怪，只能怪那些君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