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和他的《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近三百年来，进步学者对他都十分推崇，把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同列为“请初三大儒”。黄宗羲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万历末至天启年间，政治日益腐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形成了宦官专权和特务统治的政治局面。大地主集团大量兼并土地，朝廷又以“矿税”为名大肆搜刮，不仅广大农民和工商业者遭到残酷剥削，江南一带兼营丝织等工商业的中小地主也受到掠夺，致使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组成的“东林党”，因抨击阉党，议论朝政，主张改良，遭到了血腥镇压。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就是在这场斗争中被杀害的。崇桢即位后，阉党一度失势，十九岁的黄宗羲到京城为父鸣冤报仇，亲手锥击了魏忠贤的几名余党；进而又联合“东林”后裔，揭发阉党余孽阮大铖等的阴谋，继续同宦官权贵进行斗争。明末，阉党死灰复燃，谋兴大狱，黄宗羲几遭杀害。后来，清兵南下，他眼看国破家亡，奋起组织义军，武装抵抗。曾任鲁王的左副都御史，进行了艰苦的抗清斗争。明朝覆亡后，他隐居不仕，精研学术，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艰险坎坷的经历，给他的思想以深刻影响，加以他饱览典籍，学识渊博，重视独立钻研，因而在学术上著述极富，成就很大。
黄宗羲的著述和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上，他师承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和刘宗周，反对程朱理学把抽象的“理”看成是先天地而存在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主张“理气一元论”。他虽然未能摆脱“心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但却容纳了更多的唯物主义因索，为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开了先河。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黄宗羲致力予明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用八年时间写成了著名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该书评介了明代三百年间各学派的重要学者和论著，系统地说明了整个明代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别及其演变发展，是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对后来学术思想史的编纂有重大影响。继《明儒学案》之后，他又着手编撰《宋元学案》，后由他的儿子黄百家和清代学者全祖望续成全书。他还编选了《明文海》六百卷，保存整理了大批史料。黄宗羲之所以被称为启蒙思想家，主要还在于他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他晚年写成的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是我国十七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光辉著作。此外，他还著有《易学象数论》六卷、《行朝录》六卷、《四明山志》九卷、《今水经》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勾股图说》一卷等书，涉及经史、典制、地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著有《南雷文定》三十二卷和《南雷诗历》四卷等。黄宗羲的著作，解放后出版印行的有《明夷待访录》、《黄梨洲文集》和《黄梨洲诗集》。下面着重介绍一下《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研究学术的宗旨是“知古必先通今”，他研究学问是为了“博古通今”，“经世致用”，是要以历史事实和经验作为他政治主张的根据。他的政治主张，则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据全祖望的跋文，这部书写成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胥里”、“奄臣”各篇，慨重于论述政治制度，揭露君主专制和宦官专权的罪恶本质，主张实行法治，主张通过加强宰相的职权和发挥学校的“清议”作用，以达到用法治牵制人治，用士权限制君权的目的；“田制”论述土地制度，主张减轻赋税，以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财计”阐述经济思想，批判以往“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念，认为“工商皆本”，主张奖励工商，统一货币，讲求民富；“兵制”针对当时招募壮丁的弊政，提出实行征兵服役制度。总之，《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重要方面，其思想观点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般市民的要求，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凡，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黄宗羲在该书的引言中，曾借用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以及王冕著书以待明主的典故，说明了自已著书的目的。他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这正是书名题作《明夷待访录》的用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期望着将来会有明主见访，使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君”(现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政论猛烈抨击、大胆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作者首先尖锐地揭露了尧、舜、禹之后的历代封建君主，不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的本质，痛斥了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罪恶，进而决断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文章还批驳了历代“小儒”们盲目忠群的谬论，肯定了天下百姓痛恨君主，“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的正义性。全篇纵论古今，析理透辟，气势雄健，笔锋犀利，真可以说是声讨君主专制的一篇檄文。正因为如此，它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十九世纪末，它曾被大量印行，起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全文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至今读之仍使入感到凛然而有生气。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黄宗羲不可能认识君主专制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彻底地否定封建专制制度。至于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只能是以相权和士权限制君权，而不是要以民权取代君权。这是必须指出来但又不应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