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心《资治通鉴》的整理
毛主席很喜欢读《资治通鉴》。很多回忆毛主席的文字都谈到他反复、仔细地阅读这部著作，不少地方还提到，这部书他老人家一共读过17遍。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最好的、最权威的《资治通鉴》读本，事实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下被整理出来的。
《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一样，版本很多，在一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华书局调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文史专家，系统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时百废待兴，这项大型文史工作的展开，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可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传统史学遗产的重视。于是我们有了最权威的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我们今天翻看这套标点本《资治通鉴》，会发现每卷末尾署名的点校者、审阅者，都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顾颉刚、容肇祖等等。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当时那批参与整理的前辈学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
邓小平爱看，习近平引用
新浪历史专栏曾发过一篇关于邓小平同志读书的文章，其中谈到小平同志也喜欢读史书，而所有史书中他最喜欢读的，也是《资治通鉴》。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部写于一千年前的书，真的有那么大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伟人、领袖们一读再读吗？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资治通鉴》揭示的古人智慧，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过一句古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指出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原典就在《资治通鉴》的第七十三卷。这一卷里记载了三国曹魏时期一次关于如何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讨论，司马光对此评论道：“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熟读《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对于“人”的重视，将人的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乃至于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基础，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司马光同样非常重视“法”的作用，《资治通鉴》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但司马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人”与“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没有在强调“法”的时候走向法令条文主义或形式主义，也没有在强调“人”的时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设的虚无主义。而是强调一个“人”“法”并重的复杂执政体系，管理国家必须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于禁绝、惩罚本身，而在于社会和谐、民生福祉的实现。故而，以民生福祉为旨归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见识卓越、奉身严谨的善人去贯彻、执行。有善人无善法，则没有规矩方圆；有善法无善人，则法或为空文，或反而成为舞文者的手段。司马光的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资治通鉴》的作者是道德践行者
那么，《资治通鉴》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阅读价值呢？
先讲一个《资治通鉴》编修团队的故事。司马光有位年轻助手叫刘恕。刘恕是擅长史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也是司马光在主持科举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马光之间也有师生关系。刘恕为《资治通鉴》的编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司马光派他去一位藏书家家里看书、搜集资料。生活在宋朝的学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为了尽量并尽快地掌握资料，刘恕工作很勤奋，焚膏继晷，最终因看书过勤而患上眼疾，几乎失明。
但刘恕一直很清贫。司马光离开开封去洛阳后不久，刘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赣州地区任职。为了讨论《资治通鉴》书稿，刘恕北上洛阳去找司马光。当时天气已经转冷，刘恕却只穿着单薄衣服北上了。他微薄的俸禄除用于养家之外，就没有闲钱置办厚实的冬衣了。当司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刘恕只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时，非常心疼。于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皮衣送给刘恕。刘恕推辞了一阵，感觉难却恩师盛情，就把这件皮衣带走了。司马光本以为这件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谁知过了一阵，他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刘恕把这件皮衣寄了回来。后来刘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英年早逝。司马光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讲了这件皮衣的故事，感叹道，刘恕连跟他关系最紧密的老师的一件旧皮衣都不肯要，可见他是何等清廉。
其实司马光立身清俭，自己也不宽裕。名望这么重、官阶这么高的重要人物，衣箱里也只不过两件皮衣而已。刘恕的自我约束，用今人的眼光看，简直是道德洁癖。但这样的洁癖，不正是浮华、烦躁的时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吗？除了宏观政治局势的变化外，对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强调，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大主题。讲刘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点，为什么《资治通鉴》讲的道理有说服力，一千年来为人们所信服？因为《资治通鉴》的作者都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践行者。唯其是践行者，他们讲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司马光还有一位助手叫范祖禹。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追随司马光编书，一直编到四十四岁那年《资治通鉴》完稿，这期间没为自己打过任何算盘。司马光自己呢？司马光在官方资助下主持编修《资治通鉴》，前后共十九年（这还没有算上之前司马光独自为编纂这部史书做准备工作的时间），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在洛阳共留下两大屋子的草稿。据见过这些草稿的黄庭坚等人说，这两屋子的稿子虽然都是草稿，但司马光的字迹笔笔工整，没有一个草字！这样一个执著、认真又甘于奉献的团队，才能完成《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12月上）
稿件来源：《今参考·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