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凭借国会中的议席优势，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安保法案。此举让人觉得将日本带入准战时体制。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中日的战争吧。
俞大猷，这位抗日老英雄，没有出现在教材里，同时颠覆了抗战神剧创造的神话。既没有手撕鬼子的神勇，也没有从裤裆里掏出手榴弹。他是真刀真枪，冲在抗日第一线。
在《大明雄风：俞大猷传》里，曾纪鑫先生记述了俞大猷长长的一生故事，传奇而又饱含情感，将一位可歌可泣的老英雄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503年，俞大猷出生于福建泉州，少读私塾，随后习武。在20岁时从军，镇守金门。在这里逐步展现了他的军事领导才能。他不仅传授武术、练兵，还积极地推动地方民主建设（此前金门人彪悍，常常以武力解决争端）。
在俞大猷的一生中，几乎都在与日军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在曾纪鑫先生看来，俞大猷是剿灭倭寇的关键性人物，不仅与戚继光媲美，甚至超乎其上。但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一枝独秀”。
多年来，由于朝廷腐败，缺乏完善的军事机制，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日军。
在明代抗日战场上，俞大猷的战绩包括：
1539年8月，剿灭金门海寇，具体战果不详，这是俞大猷第一次战场展现出他的军事领导才能。
1553年，攻剿驻军普陀、列港、新河日军，连续获胜。
1554年3月，攻击日军，战局不利，4月在吴淞所大败日军。
1555年，转战金山卫、陆靓坝、茶山等地，取得王江泾大捷，水路并举歼击日军，有功无赏。
曾纪鑫先生在对俞大猷的战绩做过统计之后，认为：
纵观俞大猷的抗倭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俞大猷在浙江、南直隶抗击倭寇。这一阶段的倭患，主要是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与倭寇合流的海盗为非作歹，也是倭寇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七年之间，俞大猷几乎参与了消灭他们的所有战役，可谓战功赫赫。第二阶段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任福建总兵官，到倭患基本平息。这一时期，俞大猷先是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然后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吴平率残部逃入安南，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可以说，嘉靖年间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抗倭胜利，都离不开俞大猷“谋定而后动”的正确指挥与身先士卒的勇猛顽强。
在军队领导方面，俞大猷创立兵车营，设计创造了用兵车对付骑兵的战术。这些军事技术革新，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俞大猷在带领军队方面，讲求人性化管理，以德服人，自己严于律己，从不克扣粮饷。这样的军事领导，在当时也是极其罕见的。三百多年之后，有一支部队传承了这种军事文化，他们在军队的管理方面强调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俞大猷的管理思想极为相似。
说道思想教育，那是源于俞大猷有远大的抱负。因此，在俞大猷的一生中，追求 “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内圣即自省，严于律己；外王则讲求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经世之术。他在《与何吉阳书》中写道：“妄意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合为一贯，有则俱有，无则俱无。”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样的精神境界，超越了阶级，也超越了时代。从近代民主思想中依稀可以找到与此相似的地方。这说明俞大猷在战场上，在地方文化管理中，都有十分独特的一面。
1579年，俞大猷以77岁的高龄病逝于故乡泉州。在今天的泉州，建有俞大猷公园，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俞大猷作为抗日英雄，被更多的人记住，也是历史的必然。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远远超过了俞大猷时代，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便如此，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美国人的帮助下，终于赢得了战争。相比较而言，俞大猷与戚继光以本国军队对日作战，其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值得为人瞩目。
《大明雄风：俞大猷传》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