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首郁达夫作的格律诗《钓台题壁》，以前读中学时，老师介绍过。当时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今日重读，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却感慨良多。尤其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句，让我仿佛看到了眼前一个清瘦、清高、张狂过后又常感孤独、自卑、无助的才子。
郁达夫在日本
透过达夫的心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许多清醒的知识分子常为个人、为民族前途而担忧、彷徨、顿足、佯狂。达夫是个真性情的人，是个敢爱敢恨的人。就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喜爱。我读达夫的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总觉得文中有股与众不同的堕落气扑面而来。这股气明知是堕落的，却熏得人实在舒服。后来我又读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也很喜欢。有人评价村上的小说有股墓葬气。这是很精辟的。我觉得村上的小说与达夫气质很有些相似。再回到达夫这首古体诗。好在哪呢？好在这诗能让我产生共鸣！跨越时空的强烈共鸣！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大背景交织在一起的“二泉映月”般的忧郁的二胡曲子。达夫写这首诗时一定是半睁醉眼的。
郁达夫好酒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当年军统头子戴笠跟他是浙江同乡，又是浙江第一中学的校友，一度走得很近。后来郁达夫赴福建省政府任参议，戴笠还多次托人送去上等的贵妃酒。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当然，戴笠跟郁达夫走得近，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郁达夫第二任夫人王映霞是出了名的美女，人称“杭州三美”，也是杭州上流社会一颗闪亮的交际明星。戴笠好色是出了名的，那时正好在杭州办多期军统特训班（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特工姜毅英就是这时候上的特训班），“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更有甚者，戴笠还常常趁郁达夫去外地出差时邀请王映霞来他的花园洋房聚会，并留宿不归。
郁达夫王映霞摄于上世纪30年代
1993年，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此文发表于1998年，王映霞于2000年去世）一文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1938年春夏间，王映霞避居武汉时曾为戴笠打过胎，据说此事连郁达夫都不知道。当时郁达夫赴台儿庄慰问大捷的国军将士，王映霞跟汪静之的太太是闺蜜，便求汪静之假扮王的丈夫陪她去医院打胎。此是后话，当初在杭州那会儿，有美人相伴，郁达夫经常邀客豪饮。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后来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军统王戴笠
达夫不仅好酒，而且后来还在印尼开过一家酒厂，并以此作为掩护从事过秘密抗日活动。话说1938年，郁达夫应著名报人胡文虎之邀赴新加坡办报，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有一次在家中偶然发现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可能写得比较露骨，竟然导致夫妻反目。郁达夫抛出《毁家诗纪》，细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不甘示弱，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小报记者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最终协议离婚。据说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1940年5月，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还不解恨，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
郁达夫
郁王的故事告一段落，郁达夫卧底抗战的传奇开始上演。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等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爷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在此期间，还娶了一名原籍广东、年仅20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知道开酒厂的丈夫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文学家郁达夫，其惊讶程度应该不亚于潘兰珍突然得知枕边卖字为生的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不知她们当时的心情是喜是悲？）后来日本宪兵常来厂里买酒喝，偶然得知这个酒厂老板日语说得很顺溜，还带点关东口音（郁达夫曾与郭沫若等人一道留学日本），便抓壮丁似地把他抓过去当了“翻译官”。郁达夫也正好得到了一个像于则成一样在鬼子要害机关潜伏的机会。在当翻译官期间，郁达夫与鬼子斗智斗勇，暗中救助、保护过许多爱国侨领和文化界流亡难友。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一位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周后。晚上8时许，郁达夫像往常一样，在家里与几位朋友边喝酒边聊天，分享胜利的喜悦。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经常光顾酒厂的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耳语了几句。郁达夫旋即回到客厅，神色自若地与朋友打个招呼说出去一下，马上就回，你们杯中酒莫停！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跟着土著青年匆匆出门，消失在夜色之中。朋友们在家里左等右等，再也没有等到他回来。在郁达夫失踪后大约12个小时，第三任妻子何丽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惜乎与亲生父亲缘悭一面。嗜酒如命的一代文豪就像氤氲的酒气一样神奇地蒸发了。关于他的生死至今成谜。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据作家胡愈之的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披露，这是邵宗汉（当时与郁达夫等人一道在印尼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著名报人）1946年8月8日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取的消息。而联军的这一消息来源于日本战犯的口供。可是后来有研究者翻遍了当时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找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遗骸也没有在口供供述的地方发现。因而这一消息仍然无法证实。
另外，学术界关于郁达夫失踪还有几种说法。如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在调查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中认为，郁达夫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干了很多坏事，郁达夫都知情，他们害怕投降后郁达夫向联军当局举报，便杀人灭口。这几个宪兵后来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但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姑且存疑。另有一种说法，郁达夫可能死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军之手。曾任日军翻译的郁达夫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印尼独立军与当地华侨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日军投降后，印尼独立军各种游击队和武装力量乱成一粥，四处展开复仇行动，便将郁达夫当成亲日分子误杀了。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土著青年很可能便是印尼独立军成员。此说纯属猜测，事后没有得到印尼共产党方面的证实。还有一种说法，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途中出现意外去世。那个叫他出门的土著青年应该与郁达夫相熟，很可能是“自己人”，否则他也不会睡衣都不换匆匆出门。考虑到当时时局的动乱和交通条件的恶劣，又是月黑风高的夜晚，郁达夫在转移途中出现沉船等事故也完全有可能。不过此说也只是推测。此外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郁达夫跟军统头子戴笠有私仇（前妻的瓜葛），日本投降后，戴笠正好可以公报私仇，把郁达夫当成汉奸秘密处死。呵呵，此说纯属小说家言了。
至于郁达夫是否为抗日烈士，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香港学者梁锡华撰文批评郁达夫“忠奸飘忽”，并举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遇，而且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所以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也有人指出，郁达于不止跟松井石根相熟，跟日本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等日本政军两界要人也颇有私交。“七七”事变爆发的7个月前，还曾受日本外务省资助1千圆，对日本和台湾进行过为时一个月的访问。笔者认为，这些指责大多属于严苛古人，很多也只是猜想，没有扎实的史料支持。像郁达夫在印尼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的事，陈嘉庚等人已经为他正名。至于应日本外务省出访日本、台湾的事，学者武继平根据最新史料考证后撰文《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认为：“事实上，此次访日是日本政府策划的一次‘有助于日华亲善’的活动，包括社会考察和多场学术讲演。然而，日本政府对著名中国文人郁达夫访日所寄予的期待，却因他在东京对大批留学生进行露骨的‘反日宣传煽动’而落空。”郁达夫的气节无可置疑。
1952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革命烈士的知名大作家，好像仅郁达夫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