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1908-2000年）年生于杭州，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全城。
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
郁达夫
王映霞
戴笠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1940年，两人离异。所有爱恨情仇，天下皆知。
1942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这两个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王映霞 - 两个男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他与郁达夫是留日时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王映霞卒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这对才子佳人，从萍水相逢到不欢而散，倒真戏剧性地印证了郁达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此言，对王映霞又何尝不是？所不同者，郁达夫此后风雨飘萍遭厄运，王映霞觅到了归宿罢了。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次年，五十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岁月，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王映霞 - 为霞满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别兴奋的是，1990年，八十三岁的她作了一次台湾之行。那是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及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为“杰出大陆人士”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的。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暌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饱览了秀色可餐的阳明公园。
时值1995年，王映霞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邀她前往同住，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只在寒冬或酷暑到深圳、杭州儿女家享天伦之乐。笔者即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她的。
王映霞的家住上海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门口是幼儿园。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医院就在附近。老大妈让她的孙子给我带路，并捧着个西瓜去。看来，王映霞的人缘不错。在骨科病房我见到了王映霞。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凭直觉我一眼在众多病员中认出她。她时年已近九十，但其气质、风韵犹存，给人一种繁华落尽，美人迟暮的感觉。她因腿伤，正在作牵引，靠在床上，在与一位老先生聊天。我送上名片，作一番自我介绍后，她说她骨折住院两个月了，身体不好，头晕，出书的事等她出院后再联系。她让那位陪她闲聊的老先生找纸笔，写她的地址及电话给我。老先生在床头柜中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一时没找到，见我站在那儿等着，王映霞脸色不高兴，催他“快一点”。我以为那是个钟点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姓韩，八十岁了，祖籍河北，曾在浙江工作过，特地从台湾赶来照料王映霞生活的。
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她的寓所仅十来平米，老房子，有地板。室内的陈设陈旧、简陋。老式立柜、桌椅。没有电视机，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冰箱，冰箱上有花瓶，瓶中有花。但室内十分清爽、整洁。寒暄后，我说她的住房小了点。她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脸红，心想倒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位韩老先生和我不都是慕名而来的吗？这时的王映霞耳朵有点背，我与她谈话，声音放得较大，她也听不清，有时不得不辅用笔谈，她看字也要用放大镜对着，但思维一点不糊涂。在谈编她与郁达夫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我挑了一幅笔墨饱满凝重的。在商量选用的照片时，她指着一张50年代她与儿子们的合影说：“这张最好不要用。”恕我不恭，我从编辑角度考虑，成书时还是把它用上了。间或，我问她的生活和子女情况。她说她不要子女们的钱，她有退休金加文史馆给的车马费，够花了。我向她请教养生之道。她说她喜欢散步，饭后百步走。真正寂寞了，早些年遇上好天气，她喜欢拜访老朋友：陈从周、郑逸梅、施蛰存、陆晶清。她说这样一来可以叙旧抒心，二来可以练练筋骨养生。她说她喜欢清静，喜欢闭目养神、枯坐，一坐一两个小时。我问她：你闭目养神时脑子里不想东西吗?她说：想什么?一片空白。一会儿又说，有时也想一点。我想往事如烟，烟消云散，但如烟的往事也会牵萦魂魄的。她肯定会想钟贤道，要不，一次在一家布店里见到一种白底红圆点的布，马上想到钟贤道眼镜片上的闪光点和孙子衣服上的纽扣，于是一下子买好多这种布做床单、窗帘。她也会想郁达夫。他们毕竟相爱过，她也爱他。那年在南洋与郁达夫分手前几天，还亲手为他赶做几套新衣裤，把家用的余钱全留给郁达夫。所谓不想，大概是不愿想、或想了不愿说吧?
那天告辞前，我提出要与她合个影。她很高兴，一手抱着鲜花，一手不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披在肩上。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得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十五天? 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 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复信晚了一周，她十分恼火，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视台用笺上写道：“我用这样漂亮的信纸给你写信，你不觉得脸红吗?”我无奈，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纸复信，说明理由赔不是，她的气才消掉，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作品。真有点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尴尬的是，大约在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早晨6点钟左右她打电话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我想说两句“不好意思”的话，她不让我说。她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养老院，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只敢“嗯嗯”个不停，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后来她没有再问我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问她了。
王映霞 - 报三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４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
王映霞 - 与郁达夫
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1940年，两人离异。所有爱恨情仇，天下皆知。
她父亲金冰逊早死，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随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她与郁达夫之间的感情纠葛，因牵涉到一个戴笠而变得扑朔迷离。
王映霞在二十岁的那年与郁达夫结婚。郁达夫比她大了十二岁，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根子。郁达夫向王映霞写求爱信说：“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但订婚以后，郁达夫却没有处理好原配夫人孙荃和子女的事情，那时王映霞也不计较这些，跟定了郁达夫这个中年浪漫文人。
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郁达夫的这一次搬家是为了躲避戴笠对王映霞的追求。对这位军统头子，郁达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时候就尽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不久就远赴福州供职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尤其是漂亮女人。有得几个人为她奉场，她就会忘乎所以，神经错乱。王映霞渐渐觉得她与郁达夫过去所过的八年，为他生下四个孩子是一种过错。她被他们束缚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生。由于第三个儿子已经夭折，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一齐交给母亲王守如来照管，再请两个姨娘帮忙。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家避难到浙西山区的丽水，与情人比邻而居，意出许多闲话。这个情人就是戴笠。
郁达大丽水寻到丽人，挈家前往武汉。满以为可以斩断他们的关系，不料却截获了他们之间肉麻兮兮的三封情书。郁达夫愤怒已极，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王映霞知难而退。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逃到洞庭湖南岸的湖南汉寿。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仓皇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小孩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诉王映霞说：“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带你们母子远赴南洋。”
王映霞惊诧道：“那么在浙西的母亲和孩子们呢？”
郁达夫斩钉截铁地答道：“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了！事急世乱，难得周全！”郁达夫的想法十分明显，国内已经是漫天烽火，而妻子总是想在浙西山区一带打转，无非是旧情难断。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因而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从头开始。去寻觅婚姻中的第二个春天。
王映霞毫无选择的余地，无可奈何地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这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岁尾。
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那时李筱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
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享年五十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