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风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而它实则是重名社会的产物。汉代自武帝起，逐渐确立了一种察举、孝廉制度以征召官吏，乡党、郡国以至京师对于人格的品评、品藻非常重视。由于汉末反宦官集团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官僚士人集团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清议”势力，他们以风谣、韵语形式对人物加以品评，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
由于东汉末年政治动荡，党纲名士遭受了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清谈应运而生，因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这是一群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当局合作的人物，“竹林七贤”正是此中代表。他们有别于汉末和正始名士，离现实政治更为遥远，一意追求生命在长天大地下的自由与奔放。他们不为世俗所束缚，放浪形骸，遗世独立，琴瑟为友、饮酒作乐、自由而潇洒。
“七贤”这个名号，最早由东晋孙盛处，其所著的《魏氏春秋》里，称嵇康、阮籍、阮成、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七人为“七贤”。原由是这七个人曾经在河内山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修武一起居住游览、把酒言欢，故称“七贤”。
“七贤”的前面何以冠有“竹林”二字？根据《世说新语·任诞》描述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一般人都是把“竹林”理解为普通的竹子林。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独标新义，他认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实与东汉末年“三君”、“八厨”、“八及”等名同为标榜之义。迫西晋之末，僧徒比附内典外书之“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年乃截取天竺“竹林精舍”之“竹林”二字加于“七贤”之上。至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孙盛、袁宏、戴逵等人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竹林七贤论》），而河北民间亦以其说附会地方名胜，如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稀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这都是因为不明白“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所作的附会。
这个说法得当与否，我们且不管吧！无论如何，“竹林七贤”的称呼，是在距离七人生活不远的年代就流行开了，这是事实。从今天遗留下的一些南朝画像砖上，我们可看到这几个人物并列的图像，把他们当作一种反抗的“群像”看，应该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