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的起因,就是——晋国借口与郑国有嫌隙,约同秦国联合出兵郑国。
那么,晋国为何要围郑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年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未加以礼遇,因此重耳怀恨在心,待他回国继位之后,便伺机报仇;二是晋国认为郑国有背弃盟约、站队楚国之嫌,因此出兵讨伐。前者是郑文公和晋文公的私人恩怨,后者是晋文公针对郑国在“城濮之战”中帮助楚国、攻击晋国的报复性行为。
从《左传》的记载中,便可以知晓——“围郑”是晋国主导的,与秦国没有关系。试问,晋国自己干不就行了,为何还要约同秦国出兵?究其原因,就是晋文公想要借着这个机会,与秦穆公搞好关系,如此一来,便能对晋国国内的贵族势力有所牵制。其实,在晋国、秦国联合围郑之前,同年春天晋国就已经派兵到郑国进行了一番打探,为攻打郑国做好了准备。
可见,晋文公是在衡量利弊之后,才最终决定联合秦国围郑的。
那么,秦国为何接受了这次行动的邀约呢?
对于秦穆公而言,东进中原的想法其实早已在心头,却迟迟未能如愿。他眼看现如今晋国有了成为中原霸主的苗头,而秦、晋两国又有“联姻”这层亲密的外交关系,倘若自己能够把握住“围郑”此等良机,说不定可以创造出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因此,秦穆公最终同意出兵,并配合晋国围郑的军事行动。
令秦穆公始料未及的是,“从天而降”的烛之武,竟然成为影响历史局势的关键人物。
由《左传》中“烛之武退秦师”的记载,便能看出,此次郑国能退秦师,有三大关键因素:佚之狐的眼光独到、郑文公能放低身段、烛之武的有勇有谋。这其中,又以烛之武的游说居功至伟。在游说秦穆公的过程中,烛之武先对秦穆公“晓之以理”,表明“围郑”的结果无益于秦国;然后再“诱之以利”,表明郑国可以作为秦国在中原的东道主;最后“旧事重提”,讲起晋惠公背信于秦穆公的历史教训,并完全以站在秦国的立场,全心全意地为秦穆公着想。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烛之武成功了。
从秦、晋两国先后撤军的结果来看,烛之武的确有功于郑国。
实际上,秦穆公撤军的理由,倒也不完全是因为烛之武的游说,而是秦穆公心中另有盘算。换言之,与其说是烛之武说服了秦穆公,倒不如说是烛之武的说辞正合秦穆公之意罢了。
我们都知道,秦穆公本想借着“围郑”的机会进军中原,他当然明白,如果真的攻破郑国,那对秦国而言,很可能是白忙一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次军事行动的主导国是晋国,晋国又占尽地利之便,此役的功劳和收获,必然要被晋国拿走,秦国能分一杯羹就不错了。
秦穆公向来是深谋远虑之人,因此他势必要另做打算。与其被动地让晋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不如自己亲自动手更加划算。
正因如此,烛之武夜访秦营,吊着绳索“从天而降”,才让秦穆公有了将计就计的机会。也就是说,烛之武的游说之所以能让秦穆公“大悦”,并非是他为秦穆公分析出的利弊得失,而是秦穆公既可以借此“反客为主”摆脱晋国的主导权,又可以赢得郑国的信任和臣服,进而化敌为友,与郑国变成“伙伴”的关系,同时更能为将来独吞郑国的计划做好准备。
真可谓“一石多鸟”,秦穆公岂能不快哉!
清朝顾栋高曾评价烛之武“兆郑二百年晋、楚之祸”,他认为郑国最大的祸患在楚国,而郑国为了求生存,应该致力于与秦、晋两国的合作。此言的问题在于,秦、郑两国并未接壤,再加上秦、晋两国又有各自的打算,郑国自身还面临着强楚的威胁。可见,郑国在乱局之中保全自身,既制衡、又屈服于秦、晋两国,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郑国当然知道“围郑”此战的主导者是晋国,只要晋国愿意撤军,秦国绝对不会成为威胁。然而,郑国不是没有付出过努力,怎奈晋文公气量狭小,最终还是要苦苦相逼。因此,在此等形势之下,郑国万万不能像顾栋高所说的那样,“躯体求成于晋”,晋国如此嚣张跋扈,这样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
因此,郑国派出烛之武去游说秦穆公,才是化解这次危机的唯一方法。
顾栋高指责烛之武“偷一时之利而酿百年之害”,实际上言之太过了。郑国周旋在晋、楚、秦等大国之间,根本就是十分为难的处境。此次又遇“围郑”,烛之武想做的、能做的无非就是尽快化解郑国之围,除了劝退秦国已别无他法。倘若今日烛之武未能保住郑国,那么明天他可能就成为亡国之人,更遑论百年。
秦、晋之仇,二百年不解,又岂是烛之武一人能解的?
所以,这已经是烛之武乃至郑国,目前所能作出的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