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佛教的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到了明代，插花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人墨客崇尚怡情养性，大量种植观赏植物，以花会友，寄情于花木丛中。插花也再不限于点缀生活，而逐步走向学术性，有关插花的专著相继问世，袁宏道的《瓶史》就是其中之一。
袁宏道（1568—1610），明代公安县人。字中郎，号石公。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令，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年四十有三。《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少而通慧，“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公安县志》）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等反对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拟古之作，主张妙语，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学者多舍王而从三袁。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影响所及，蔚成风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亦有一定的贡献。
袁宏道鄙弃官场，不慕荣华，对当时的现实深感不满。但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世浮沉，或消极避世，偏好山水，嗜好花木，追求士大夫阶级的闲情逸趣。《瓶史•引》云：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略）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味赏之乐。
明万历年间，帝王神宗是个荒淫的昏君，朝内党争激烈，各个集团为了谋取私利，排除异己，吏治败坏，贪污腐化成为一时风气。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为了扩充内库的库存，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处搜刮，引起人民的公愤，全国发生“民变”数十起。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党争更加激烈，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虽对政治现实不满，又不敢面对争，多表现为逃避现实，忘情山水，写出大量山水小品文。袁宏道的《瓶史》就是在其京都作官的这个时期写成的。
《瓶史》全文三千馀字，共分：一花目，二品第，三器具，四择水，五宜称，六屏俗，七花祟，八洗沐，九使令，十好事，十一清赏，十二监戒等十二节，对花材的选用、花器的选择、供养的环境以及插法、品赏等，都有较详尽的分析阐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习和研究我国插花艺术的专著。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园艺学家周瘦鹃先生《日本的花道》云：“明代袁宏道中郎喜插瓶花，曾有《瓶史》之作，说得头头是道，可算得是吾国一个插花专家。”清初，《瓶史》传到日本，译为日文刊行，形成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插花艺术流派──宏道流。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瓶史》中的理论。《瓶史》对日本插花艺术影响之深，亦可略见一斑。
袁宏道的《瓶史》，对插花艺术的贡献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对《瓶史》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故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方家大雅，望赐教焉。
插花，花材是必不可少之物。袁宏道的《瓶史》将“花目”一节，摆在篇首，足见其对花材的重视。至于花材的选用，袁宏道更有独到之见：“取花如取友。”（《瓶史•一花目》）此乃前人所未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但是，“燕京天气严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为巨富大畹所有，儒生寒士无因得发其幕，不得不取近而易致者。”（《瓶史•一花目》）但花材“取之虽近，终不敢滥及凡卉。”（同上）我国是“世界园林之母”，适合插花之材甚多，且有四时之变。因此，袁宏道插花取材“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为菊；冬为腊梅。”（同上）都是我国传统名花。“就使乏花，宁贮竹柏数枝以充之，”（同上）也不会滥竽充数。至于诸花品种，袁宏道自有他的“品第”标准：
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芍药，以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为上；榴花，深红重台为上；莲花，碧台、锦边为上；木樨，球子、早黄为上；菊，以诸色鹤翎、西施、剪绒为上；蜡梅，磬口香为上。（《瓶史•二品第》）
所有这些，皆是各花的名种。由此可知，袁宏道对花材的选用是极为严格的。
大凡插花，花材的宾主搭配是十分讲究的。插作者应明示以哪一种花为主体，作中心，以哪些花作客体，作陪衬，力求突出主体，避免喧宾夺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众星拱月的强调作用。袁宏道以花喻人，对于花材搭配，自有独到的见解。他说：
花之有使令，犹中宫之有嫔御，闺房之有妾媵也。（略）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芍药以罂粟、蜀葵为婢；石榴以紫薇、大红千叶木槿为婢；莲花以山矾、玉簪为婢；木樨以芙蓉为婢；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蜡梅以水仙为婢。（《瓶史•九使令》）
对于各“婢”之浓淡雅俗，袁宏道也另有品评。这种讲究花材主次搭配的插花组合，跟当时文人墨客插花注重性情，以花寓志趣，托枝寄情思，不无密切联系。
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代表者，在文学创作上极力强调自由地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表现作者的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对于插花艺术，也有类似的反映。《瓶史•五宜称》云：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
这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的插花，“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并不拘泥刻板的整齐。“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从变化中求统一，从对立中形成和谐的整体，“此真整齐也。”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宜称”，才能说得上“方妙”。这种不受任何形式束缚的表现方式，到了今天，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仿佛杨枝水，入碗酪酥茶。以此颜君宅，一倍添妍华。（《戏题黄道元瓶花斋》）
作为文学大家的袁宏道，真不愧为“吾国一个插花专家”，诗中五至八句，言简意赅，可算得是插花布置的歌诀，也可给《瓶史》作注脚。
历代对于插花的品赏，常因时而异。唐宋期间，多为宴赏，饮酒题咏，抚琴按曲，娱情取乐。另外，还有香赏、画赏等等。到了明代末期，袁宏道摒弃旧习，提倡“清赏”。他说：
茗赏者上也，谭赏者次之，酒赏者下也。若夫内酒越茶（略）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略）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瓶史•十一清赏》）
《瓶史》在其他方面，如器具、择水、花祟、屏俗等节，也别有见地。如“养花瓶亦须精良”，“冬花宜用锡管，北地天寒，冻水能裂铜，不独瓷也。水中投硫黄数钱亦得。”（《瓶史•三器具》）“凡瓶水须经风日者。（略）贮水之法：初入瓮时，以烧热煤土一块投之，经年不坏。不独养花，亦可烹茶。”（《瓶史•四择水》）“花下不宜焚香，犹茶中不宜置果也。（略）至若烛气、煤烟皆能杀花，速宜屏去。”（《瓶史•七花祟》）袁宏道这些经验之谈，对于今日的插花，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袁宏道思想的局限性，强调文学创作的唯一正确源泉，不是客观自然的本身，而成了抽象的“性灵”，“任性而发”，故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去反对复古，而实际上往往脱离现实，有着消极的影响。《瓶史》中，也有些地方表现为不切合实际，如“洗沐”一节，沐浴花材之尘埃本是件极为简易之事，而袁宏道却偏要“浴花者得其候”，并有浴喜、怒、寤、寐、晓、夕之分。至于浴花之人，则更为讲究：
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蜡梅宜清瘦僧。（《瓶史•八洗沐》）似乎在故弄玄虚，实不足取。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黄永川、苏州园林学会李衍德先生撰文说：《瓶史》是我国最早的插花专著，其实不然。明高濂《瓶花三说》较袁宏道的《瓶史》成书至少要早八年，明张谦德《瓶花谱》成书也比《瓶史》为早。
另外，《瓶史》的版本很多，现流行于世的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两种。经笔者考证，《瓶史》二卷本卷上（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并非袁宏道所撰，而是他人将高濂《瓶花三说》删削增减而成的。关于这方面的考证，另有拙文《〈瓶史〉二卷本卷上并非袁宏道所撰》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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