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博弈之——为“昏君”正名，在万历征收矿税的背后

自秦建国以至于满清，悠悠二十四朝，泱泱两千余年， 无论明君圣主，或是昏君庸主，无不以“重农抑商，劝课农桑”为立国之本。只因粮食乃建国之基，只有保证百姓能够吃饱喝足，才能保证王朝国祚绵长。为此，在人们心中亦普遍形成一个惯性的认知——自古亡国皆因贫困。但这终究只是出于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至少，在明朝的覆灭问题上就存在极大的不适性。

“自古国恒以贫弱亡，唯我大明不在此例”纵然现在的主流历史形态普遍认为“明实亡于万历”。因为依据“相关史料”，正是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贪戾无厌斫伤了大明朝的元气，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百姓流离失所，迫不得已而揭竿造反，并起而亡天下矣。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这一观点和看法是犹待商榷和考证的。毕竟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文化书籍的广发推广、世界各国研究资料的日益丰沛，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明朝，不仅不积贫积弱，反而异常的繁荣昌盛。

一：为什么在传统史观下的万历王朝会贫弱交困

前请提要：明自太祖朱元璋建国以来，发展到万历登基之时，整个大明天下已经积弊丛生，摇摇欲坠。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早在隆庆年间，政府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调整经济措施，而史上赫赫有名的“隆庆开海”就是由隆庆皇帝一手主持的。只可惜天不借年，公元1572年，雄才大略的隆庆帝蓦然崩逝，留下年仅9岁的幼帝万历和一个千疮百孔的庞大帝国。

同年，在李太后的强力支持下，能臣张居正走马上任，成为帝国首辅，在隆庆皇帝新政的基础上，“以雷霆万击的手段”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万历新政”。而随着新政的践行，在短短不过十年的时间里，原本贫弱交困的帝国变得“国库丰盈、仓廪充实”富得流油。只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焦劳憔悴的张居正病逝。久盼亲政犹如干旱之望云霓的万历皇帝终于成为帝国的一把手。因为之前与师傅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再加上张居正本人私德有憾，以及在其推行新政过程中着实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这般因素胶着缠绕之下，万里十二年，万历皇帝在“百官群僚”的配合下，对张居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至于“收效甚著”的“万历新政”亦因此而几于废除。

所谓“不知肉食之鲜美，自然没有茹荤之欲望”。随着执政岁月的流逝，看着日渐枯竭的国库，心思敏锐的万历皇帝马上意识到现行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巨大问题。进而也就觉察到张居正变法的正确性。但鉴于当时的国情，如果继续扩大农业税的征收额度，一定程度上固然能够增加国库的收入，但当此天灾人祸频繁之际，加收的农业税只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会迫使天下百姓铤而走险的揭竿而起。所以，若想提升财政收入、充盈国库，稳定国家，摆在万历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向江南工商业阶层征收商业税。但这一策略又必须先和内阁大臣互通有无，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毕竟，当前在朝为官者，江南籍的占了绝大多数。

所谓“死道友莫死贫道”，万历试图征收商税的政策刚刚提出就遭到了一众“文武百官、臣民士庶”的激烈反对。而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却又在意料之中的迅猛而激烈的以下犯上的抗争时，素来“机警颖悟、通明事务”的万历索性另辟蹊径。以“遣税监，征矿税”的方式巧妙的避过朝臣的争执与折辱。

且说，明代的商业税原就极低，再加上明代官员的俸禄也较微薄，所以，明朝的文武百官往往在入仕之外，还兼着经商的副业。而就目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明朝官员出行、游乐、置业、交际等各方面的巨额花费来看。经商，这一副业的收入才是他们的主要来源。所以，在有明一代，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而今，万历要征矿税，无异于是直接染指了官员群体的利益。所以，不论平时关系如何，群臣百官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对于官员在外从事副业的事情，特务横行、耳目众多的万历又岂能不知。所以，机智如万历自然会主动绕开官员集团，而选择太监作为税费的征收者。但即便税监的制度能够有效的避开官员集团的直接干涉。可在社会舆论方面，万历还是无可避免的将自己赤裸裸的“以笔攻伐”的文官集团面前。

本就因增收商业税而重重得罪文官集团，使其怒火中烧而无处发泄的万历，又因为“择人不明，用人欠妥”的关系而给了文官们可乘之机。于是，有关税监滥用职权，迫害工商业者，压榨小民百姓，使其破家亡身的新闻开始层出不穷，本来只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万历亦因此而被极端丑化，成了贪财好利，沉湎酒色，敲骨汲髓唯恐不及的昏君暴君，至于矿税之争则更因此而变得罪大恶极，天怒人怨。

“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

二：现代视野下繁荣昌盛的万历时期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这是我摘自《樵史通俗演义》中的一段话，作者陆应乃是明末清初之人，是万历皇帝执政期的亲身经历者，向来这样的现身说法应该是既有说服了的。倘若还觉得不够的话，那么《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也曾在其书中提到：

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而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圆圆曲》的创作者，吴梅村更是不厌其烦的写诗赞美到：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

诸如此类，倘若有心寻找，在“明清史料笔记丛书”中应该还有大量的存在。试问，同为时代经历者，同为事实记录者。有关万历一朝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风情的叙述怎么就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其实，如若我们愿意以冷静而理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诋毁污蔑万历帝的文官集团还是讴歌颂扬万历的民间代表，其实他们都没有说话，只不过各自所侧重的点不一样而已。

在文官集团看来，万历染指商税举动，无异于是对他们剜肉摘心。是严重侵夺他们既得利益的不道德行为，是违背祖制的不孝之举。故此，他们笔下的万历皇帝自然是黑暗而邪恶的昏君、暴君。毕竟，早在建国之初，由于政府部门对工商业的选择性忽视，使原本萎靡不振、百业凋敝的商业在极低税率、极宽松的商业氛围内茁壮成长，飞速发展。

天高皇帝远，自然看不见商业利润的庞大客观。但地方州县和官僚群体对此却是一目了然，心知肚明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利当前，仁义道德、欺君犯上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乎，获利客观的工商业也就成了地方政府和乡绅士子的重要财源。但这毕竟是杀头诛族的买卖，所以为了寻求保护伞，本着“见者有份，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原则，地方政府和士绅阶层自然会不遗余力的将除了皇室之外的所有朝廷机构，政府官员拉入这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并依据能力的大小， 官阶的高低，地位的尊卑来进行分肥。而在这种“联结欺上”的氛围中，身居九重的皇帝自然也就成了睁眼瞎。

换言之，万历征收矿税的举动，实际上是皇帝与地方争夺利益的表现。毕竟，他动了数百年来不曾有皇帝触及过的利益。同样的，“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反抗”正收商税这一历朝历代皆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因为明朝财税机制的天然缺陷而逐渐沦落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步。士绅鼓动抗税不缴的瞎胡闹反倒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正义举动。天下之事，竟至颠倒至此。

就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而言，不仅彼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关于明末盛世的描述，甚至在当时在朝代传教的传教士的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三：利益交织的权利斗争下的历史造假

明末之社会现实究竟如何，至今我们已无法全然阐述清楚，但就有限的史料而言，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认的——即，出于各自阶级的需要，有人在刻意的抹黑万历皇帝，抹黑明末社会。他们试图借这样一种极不光彩的手段，来遮掩自己追逐利益的丑恶行径。一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这是一群“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此外，倘若真如文官们所说，因为“税监的介入，而使手工业作坊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的话。那么，在“充斥市衢街道”的税监们的监督下的明代工商业又如何能够呈现出前面所说的如斯繁荣昌盛的景象呢？再说，明代亦不仅仅只是国内工商业发达，海外贸易在“隆庆、万历开海”之后更是频繁而繁荣。据一些西方资料记载，彼时的大明王朝恰似一个无敌漩涡，将大量的白银和金币源源不断的从世界各地带回明朝。应该说，这一论断，直到清朝中后期都是可以被证实的，毕竟，在“鸦片战争”以前，仅就广州十三行的贸易额而言，我们都是妥妥的贸易顺差，不然，英国殖民者也不必处心积虑的发明鸦片，费尽心机的打开中国的门户。

所以，我们不妨做此假设，即：税监之中确实存在鱼肉百姓、横征暴敛、横行无忌的情况但“人心惟危”，一人心力着实有限的万历又非圣贤之人，焉能慧眼如炬，洞悉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呢？故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个别的、或者部分的残虐的税监的恶性事件被别有用心之人刻意的夸大了。而夸大的目的则在于抨击万历征税的侵夺举动。

毕竟，在古代社会，能读得起数的人终究还是少数，而身为工商业代表者的的文官集团和东林党人，虽称不上豪门富户，却也大抵家境殷实，无衣食之忧。所以，在万历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无论是早期的文官集团还是后来的东林党人，自然是不遗余力、竭尽所能的试图破坏万历的政策，重新夺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明代君臣严重对立的局面亦由此产生并日益严重。

不管怎么说，在有心人的刻意营造之下，昏君万历的恶名迅速的传遍大明朝的每一个角落。至于整日里只顾“营谋生计”的愚夫愚妇又哪里知道家国天下的大事，出于对新鲜事物的猎奇心理。他们只会一味的以讹传讹，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满足自己“博学”的虚荣和可怜的自尊。而昏君万历的恶名亦在他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固化，最终定型成为现代人眼中的万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