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受一些外来学说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信仰的国度之一，还有人据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悲观的判断。揆诸史实，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则可，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信仰则实在令人不敢苟同。除了宗教信仰，还有文化信仰，是对某种文化价值的体认、信奉和遵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仁义之道就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准则，是他们生命中的信仰。
孔子
圣哲之求道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孔子的这种心理活动就是一种自我超越，体现了人类使现实存在状态趋向于理想的努力和冲动。
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儒，不要成为小人儒。孔子提出君子之道的内容是仁、智、勇三项，而以“仁”居首。至于仁的意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名言，人们已耳熟能详。孔子时常提到的诚信忠恕义、温良恭俭让等德目，都在“仁”的涵盖之下，并由此构成孔子之“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对于“道”之见诸行动，孔子及其门人有三点认识。一是“道不远人”，即道离人们很近，应从身边做起，“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二是“人能弘道”，道的作用需要人去廓大，强调士人的责任。三是“天下归仁”，期望所有人为仁由己，从而达到社会安宁的局面。
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点。一是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他在谈到“尚志”途径时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二是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梁惠王询问何以有利于国家，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还论证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三是从性善论的角度论证“人皆可以为尧舜”。四是从人禽之别的高度论证必须“由仁义行”，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此外，他同孔子一样，高扬士人卫道的刚强精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与孟子约略同时的荀子，对仁义之道同样有深入的阐发。荀子讲仁义之道，其特点是同“礼”联系起来：“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又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荀子透彻的分析，使仁义之道的社会价值更为彰显。
儒家代表人物倡导的仁义之道，在《周易·系辞》中有一段经典的概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董仲舒
贤达之弘道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
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他根据自己的天道观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希望汉武帝“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后来，他出任江都相，又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段名言（《汉书》本传），在仁义之道的传播中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韩愈以辟佛道、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有《原道》之作。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他认为只有实行仁义之道，人生、社会乃至鬼神，才能各得其所。其后，李翱又著《复性书》，探索人由情恶变为性善的途径，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义之路。
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他们和前代的董仲舒、韩愈等人一道，构成仁义之道传播链条上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