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档案
肖群忠
男，汉族，1960年3月生于陕西彬县，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曾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与文化》等报纸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已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民众传统人生智慧》《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孝与中国文化》《中国孝文化研究》《道德与人性》《伦理与传统》《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贞观政要评注》《天职与敬业》《公务员道德概论》等多部。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道德文明和国民素质方面，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加强当代的道德建设，固然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弘扬，也离不开对包括西方文化中一切优秀成分的继承，但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中国传统美德的培育弘扬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是因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珠玑妙语
★纵观中国传统美德的演变发展，在我看来，其精神的源头和最重要的德目，是仁与义。
★人类社会生活，不仅需要“让世界充满爱”，而且要讲人伦、守规矩，行仁道、尽义务。
★如果合仁义，有情有义，情理兼顾，我们不仅能成为一名好人，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和谐，生活会更美好。
★不仅社会生活需要以仁义为道德基础，我们每个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践行传统美德，也要自仁义始。
★守住自己的善良仁爱之心而不要丢失，这是修身养性的关键。
★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加给别人，自己有所树立，也应要别人有所树立；自己有通达，也应要别人有所通达。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他人打交道，能否心有他人，是一个人有无道德素质的表现。
★要以忠恕之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不要给他人造成不便与伤害，这是恕道的根本精神之一。
★坚持道义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士人长期以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民族崇德向善的重要精神资源，弥足珍贵。
★义利统一，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义以为上，应该成为主体人生选择的价值追求。
★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谋幸福，奉献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永远是我们民族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每个人获取人生意义的根基。
★除了“爱”，诸如理性、自制、礼貌、容忍、守法、诚实、知识、公平、正义、效益都不可少。
一、仁义本为道德根
中华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德目，如周代的礼乐文明，春秋时期对忠信的重视，《管子》则提出了“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孔子对仁、礼的重视，曾子则非常强调孝，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强调“三达德”即智仁勇，孟子强调“四德”即仁义礼智，而荀子则是“隆礼贵义”，到了汉代最终形成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仁、义、礼、智、信。汉代以后，在实践中老百姓比较重视忠孝节义，在宋代比较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但纵观中国传统美德的演变发展，在我看来，其精神的源头和最重要的德目，是仁与义。
《易传·说卦》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把仁义作为立人之道，与天地之德并称，可见其重要性。韩愈在其《原道》中认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这是说道德只是一个范畴，其实质与根本就是仁义。正因为此，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仁义道德”连用的情况，我们也经常说“仁至义尽”，为了坚守仁义的价值我们要遵奉孔孟的教导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兴“仁义之师”，而“仁者无敌”。行仁义之教，以化成天下。
“仁”就是一种爱人的感情，爱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切善良道德的情感渊薮。“义”是一种理性精神，是对合理、道理、应该、当行的信奉与坚守。人类社会生活，不仅需要“让世界充满爱”，而且要讲人伦、守规矩，行仁道、尽义务。如果合仁义，有情有义，情理兼顾，我们不仅能成为一名好人，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和谐，生活会更美好。
不仅社会生活需要以仁义为道德基础，我们每个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践行传统美德，也要自仁义始。《孟子·离娄上》有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就是说，人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先要宅心仁厚，培养自己的爱心与善意，如果不是这样，就像有大房子而不住让它空放着，这是加强自我修养的关键，另外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要遵循道义、规矩，要走正路，尽义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悲哀、自暴自弃了。可见，要加强自身修养、立身行道必自仁义始。
二、修身养性存仁心
情感、心性是人的行为的基础，也是修养的起点，要心存爱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守住自己的善良仁爱之心而不要丢失，这是修身养性的关键。那么，“仁”德究竟包含哪些内涵呢？
其一，“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爱人而非爱己，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这奠定了中国伦理的利他主义价值导向。爱不仅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意志、行动和义务，因为，心中有了爱，就必然为爱所驱使，为所爱的人奉献、尽义务，关心他、爱护他。亲亲、仁民、爱物，以至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从而达致“民胞物与”。
其二，爱亲同情的人性根源。爱人的情感源自哪儿？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孝为仁之本”，孝即爱亲，也就是说爱亲是爱人的精神根源，仁是对爱亲感情的一种扩充。不爱其亲，何以爱人？孟子说，“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普遍人性角度看，仁爱的道德情感产生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即人对他人的一种同情与关切。
其三，“忠恕之道”的行仁方法。如何去爱他人？这就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加给别人，自己有所树立，也应要别人有所树立；自己有通达，也应要别人有所通达。前者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不损伤他人，理解人，包容人；后者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积极地去尊重人、帮助人。
其四，“克己复礼”的修养实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是说，克服、战胜自己的私心、私欲，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于礼，便实现了仁。或者说，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人们以礼待人。
仁爱要以克己为前提，即克制自己的私欲，因为，仁的基本精神要求人爱人、利人、助人，这与人的自私、利己之心是矛盾、冲突的。所以，“无私是仁之前事”，离开无私这一前提就没有仁。“克己”以遵守社会道德，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义务。
其五，博施济众的奉献精神。人不仅有遵守社会道德的基本义务，而且，对社会有更积极和更高的义务即奉献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孔子要求君子、贤达、君王要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高尚道德品质。《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孟曾一再希望统治者应养民、利民、富民、惠民、教民，博施于民，不仅要在思想上具备这样的德性，而且要在政治上实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另外，作为一种广泛的道德要求，博施济众还要求所有人“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苍生谋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仁爱精神引导下，古代的许多仁人志士坚持天下为公，奉献社会，造福民众。
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弘扬仁爱之德呢？
首先，以同情爱人之情唤醒我们的道德良知。2011年，一起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全社会普遍的道德忧虑，大家都感到人性的冷漠和仁爱之心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可喜地看到，诸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最美人物”和道德模范，给社会带来了温暖和正能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其次，以忠恕之道培养“他人意识”。心有他人是道德在人际关系上最直接的体现。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其著作《呻吟语·应务》中说：“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他人打交道，能否心有他人，是一个人有无道德素质的表现。要以忠恕之道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不要给他人造成不便与伤害，这是恕道的根本精神之一。恕道还有一种根本精神就是要严己宽人，宽以待人。另外要有忠道，即尽己利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周穷济困；财以济人，力以助人，智以勉人，德以化人。
再次，以博施济众提升我们的奉献意识。“仁爱”精神倡导博施济众、天下为公，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人民服务有内在的一致性。一个人如果立志做一个仁人志士，那么，就一定要抛弃一己之私，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为天下苍生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马克思胸怀“为人类工作”的理想，才可能有影响世界历史的思想创造；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树立奉献意识固然要从人生实践中不断努力，但也要从传统仁德中汲取博施济众的思想资源，以提升我们的奉献意识。
三、做人做事须循义
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墨子·天志下》曰：“义者正也。”义，不仅是合于一定目的的适宜，而且，要求行为本身要符合正确的道德原则。正义，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又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合理秩序的追求。
在儒家思想与传统道德生活中，正义的含义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伦理秩序与天下公义。这种伦理秩序包含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由于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因此，这种伦理秩序在政治层面上通过“义”所要表达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大戴礼记·盛德》：“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
如果说等级秩序表达的是一种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天下公义则表达着一种更具普遍性、更为社会化的超越于等级秩序的天下公义和公理。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天下为公，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以达到世界均平的理想。对所有人公平对待，不偏不倚，“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举贤不避亲、不避仇。法律面前也要努力实现人人平等。
墨家义德观特别强调周穷济困，利济苍生。前者具有补偿正义的含义，后者与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有一致性。墨子所说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还要求人们乐于助人，为他人谋利，这种天下公义和义济天下的义举思想，具有更强的社会性、民间性、普世性，长期影响着后世。
第二，道义为先的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在义利观上强调和坚持的是义以为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因此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个人生活与修养来说，要“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将义作为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准则。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在论述到义利观之于治国的关系时，孟子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另外，孟子还从人生选择与人格修养的角度讲到义利观。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坚持道义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士人长期以来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民族崇德向善的重要精神资源，弥足珍贵。
第三，义务为本的人伦责任。传统中国是一个人伦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这种人伦秩序中充当了某种社会角色，很好地履行这种角色的责任，不仅是客观人伦秩序的需要，也是为人之义即处在关系中的人的社会道德责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角色责任，更是一种人的伦理自觉，义德之所以成为德就在于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
传统义德对我们现代社会生活和道德建设有何启示呢？
第一，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平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基本价值和普遍法则，只有坚持自由、民主、公正，坚持依法办事，才会形成一个祥和、稳定的和谐社会。
第二，坚持义利统一，完善社会生活。弘扬义以为上，提高人生境界。
义利统一，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利益的谋取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不能见利忘义，不能以损人利己等非道德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策略，也不能光注重效率，也要注重公平，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义以为上，应该成为主体人生选择的价值追求。一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坚持以义制利、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可以防止我们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犯错误甚至违法犯罪。另一方面，从积极方面看，坚持义以为上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价值、人格尊严。
第三，增强义务意识，积极履行责任。
义务为本是儒家伦理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信奉“天赋人权”的话，中国文化则是主张“人赋己责”。当代中国，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渗透，人们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而义务意识似乎削弱了。在当前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精神重塑的过程中，要坚持倡导义务为本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魂，为人民、为社会、为他人谋幸福，奉献自己的精神和力量，永远是我们民族前进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每个人获取人生意义的根基。
四、仁义兼行道德兴
仁与义是中华传统美德中两个根源性的根本道德，仁情义理，仁内义外，内外兼修，品德提升，仁义兼行，社会升平。从个人修养上我们要坚持继承孟子“居仁由义”的修养方法，修身以仁，行事循义。在社会道德建设上，则是要充分发挥仁与义两个精神资源，不仅发挥仁爱之情感性动力，还要发挥义的理性精神约束。
道德本身就是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激励与约束的统一。道德一方面是对他人施爱有利的“有所为”的爱心善行，这种主动的爱利他人的思想与行为必将提升人的道德觉悟和境界，促进社会和人际的亲善与和谐，实现人的道德自我完善。但道德不仅是“德”而且是“道”，道德的目的不仅要实现人的自我道德完善，而且要实现社会完善与和谐。
社会生活必然需要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之间必然要有交往相待之“道”即规律、规矩与规范，这就是客观的“义理”，对人来说就是某种约制性的“有所守”的义务要求。而这种社会之“道”“义”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对于个人来说，这种社会客观道德或者说“义”，其主要作用就在于“正我”，而非“正人”，仁以爱人，义以正己。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不仅要有爱心，更应该用“义”这种社会的义理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样，才会保障社会生活秩序，维持社会和谐。
中国传统道德以仁为核心和起点，倡导“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普遍的道德呼吁虽然其精神是可贵的，但却不具有太强的操作性，对于当代大多数国民来说，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对消极性公德规范的遵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外国人对当代中国人公德素质的反映，并非是认为中国人没有爱心，活雷锋少，而是认为大声喧哗甚至吵闹，随地吐痰甚至大小便，缺乏排队守序和公德意识，而这些恰恰是有所守的消极性公德素质。
不可否认，“爱”是任何公民伦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和渊薮，爱能促成社会合作、互助，爱能促人积极参与群体生活，可是，群体生活非常复杂，显然还需要其他的价值。除了“爱”，诸如理性、自制、礼貌、容忍、守法、诚实、知识、公平、正义、效益都不可少。“爱”基本上是主观的，现代社会的规模很大，成员多为互不了解的陌生人，稳定的生活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合理行为法则(法律、风俗习惯)的建立和遵行。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不仅要重视“仁”的积极性、主体性、动力性道德资源，而且要注重“义”的客观性、普遍性、约制性精神资源，这样的道德思维方式和道德建设思路，才会保证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取得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