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初一,我从辽宁省兴城市出发,沿京哈高速前往山海关,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驾穿越辽西走廊。389年前的同一天,一个来自广西的男人,同样从兴城(当时叫宁远卫)出发前往山海关,途中,他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之后便加速冲向了山海关,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过。
当年的辽西走廊上,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袁崇焕。
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被后世争议似乎是一种宿命:有人说他是英雄,就有人挖他的黑料;有人说他是叛徒,就有人说另有隐情;有人摆出史料佐证,就有人以逻辑分析来质疑,甚至用一句"×代素有篡改史书的习惯",为一众前朝文献贴上"仅供参考"的标签。而围绕着袁崇焕的故事,"粉""黑"两派的论战尤为激烈,倘若袁督师泉下有知,想必会惆怅地感叹这历史的轮回——四百年前,一场激烈的争论将他推上了刑场,四百年后,关于他的争论仍在继续。
绝对真实地还原所有细节,或许是一些史学骨灰粉的执念,我尊重这些人的执着,但不认为那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也是没有意义的。研究历史的真正意义,借用一句老话,在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我这个后世之人,就来说一说前人的事。
无论你是史料质疑派,还是坚定的"袁黑",我都建议你读下去,这不是为了改变你的观点,而是希望在你内心的某个地方,存入一段有关人格魅力的思辨。
明末涌现过很多魅力人物,其中最常被拿来和袁崇焕比较的就是袁的授业恩师——孙承宗。后世在为明朝的灭亡感到惋惜时,时常说"要是孙承宗一直在就好了"。孙承宗的魅力可分解为识材用人的"眼力"、临危受命的"魄力"、戡乱拓边的"能力"、鞠躬尽瘁的"祗力",他留给历史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但是,近乎完美的孙承宗,在后世的知名度似乎略逊于不完美的袁崇焕,而后者的魅力恰恰源自于他的不完美。
孙承宗、袁崇焕,堪称晚明最卓越的两位军事领袖,却都是文官,是地道的科举出身。从师徒二人的殿试成绩来看,老师更胜一筹:孙承宗是一甲第二名(榜眼),进士及第;袁崇焕是三甲第四十名,仅赐同进士出身,考虑到科期的不同,姑且用年级第二和班级第五来打比方。我们知道,年级第二的学霸,可能三科都考99分,但他对班级第五的准学霸,未必就是全面碾压,因为班级第五可能三科都考90分,但也可能是个偏科选手:两科考了85分,而另外一科是满分。
袁崇焕的优势科目,就是军事。纵使其他科目成绩平平,但有此一科天才足矣,因为这正是朝廷所急需的,也是他的两位伯乐(侯恂和孙承宗)最看重的。
历史上很多厉害的人物,都是偏科选手,而往往偏科选手的魅力,更为独特、鲜明。袁崇焕的魅力感染了御史侯恂,后者举荐他入京为官,而且是在最能发挥其才能的兵部任职。初入兵部,袁崇焕的职务是"职方司主事",相当于总参谋部作训处的一个参谋。袁崇焕的就职信条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门的主事不是一个好参谋",所以上任伊始,他决定亲临前线,去亲眼看看那个在他还是个秀才时,就曾无数次从退伍老兵口中听说的"缘边世界"。当时正值关外明军在广宁之战中遭遇大溃败,防线一时向后狂缩二百里,直接缩到了山海关,据《明史》记载:"广宁师溃,廷议扼山海关,崇焕即单骑出阅关内外。"
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单骑"二字。
在那个年代,官员无论文武,跨区出行,都是要带随从的,这不仅是为了合乎礼制,更是出于安全考虑,尤其在边疆——难民、流寇、溃兵、夷虏,皆非善男信女,不带随从出远门是很危险的,随从不仅要多,更要能打。文官出行,通常由当地卫所执勤的旗军护卫,而武将则会使用自己蓄养的武装家丁(被后世称作"关宁铁骑"的那支部队,狭义上指的就是辽东武将们的家丁部队)。在"广宁师溃"的乱局之下,袁主事敢于"单骑出阅",这是要具备一定胆识的,而除了胆识,我认为,这里还可能有一丝"顾不得"的意味,这个"顾不得",是袁崇焕决策风格中特点鲜明的一环,后面我会专门再说。
除了这次著名的"单骑出阅",在《明史》的同一章节中,还提到了袁崇焕另一次风格类似的冒险行为。那次是奉辽东经略王在晋之命,袁崇焕要去前屯卫主持大局。接到命令之后,袁崇焕立即启程,史书记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意思是说袁崇焕不顾危险,连夜赶路,凌晨两点左右就进了城,将士们没有不感叹他有种的。 这一次,袁崇焕的魅力,感染到了基层士兵。
我在解放军中服役七年,当过排长,记得还在军校时,"怎样当好排长"这个话题是在各类讲座选题中最热门的,教员会给出很多建议,但有一条堪称铁律:你要取得士兵的认同。如何取得士兵的认同?首先就是"去标签"。关于"去标签",我的连长给过我一个质朴的建议:和自己的固有风格反着来。他对我说:"大学生干部到了基层,最忌讳'离兵',不管你多高的学历,都不要再以'文人'自居,扑下身子玩命干,比士兵们更玩命,让士兵觉得你够猛,他们才能服你。"袁崇焕夜赴前屯卫之行,我没查到更多史料,不清楚这次他是否仍是"单骑",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晚,他这个五品文官在前屯卫士兵们面前的首次亮相无比华丽,当得起一个"猛"字。
但是,我的连长还教过我:"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固然重要,但作为排长,最关键的还是拢住排里的班长,获得他们的支持。"对于新官袁崇焕来说,任职情形是类似的,不管有多少士兵认同他,只要带兵的武将不支持他,他就玩不转。
如何搞定班长呢?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因为班长通常是老兵,不太好忽悠。军校教官们给出的建议是"低调"和"谦虚"。然而到了基层以后,我发现,现实中的排长往往没那么多精力和心气儿维护自己谦虚低调的人设,他们通常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比较稳妥,适用于大多数排长,概括为一个字就是"熬"——熬到你的资历够老了,班长就听话了;另一条路比较激进,适用于有一定魅力的排长,那就是"蛮"。四百年前,初到辽东的袁崇焕,面对不买账的武将祖大寿,选择了使蛮劲。
因为他对自己的魅力是有自信的。
祖大寿比袁崇焕大5岁,25岁时继承了父亲祖承训宁远卫指挥佥事的职位。祖承训,祖大寿之父,参军近三十年,凭借在关边砍人头立功,(参见《明代辽东残档选编》,碍其冗长不予摘录,我数了一下,记录在案的首级共有七颗)从小旗官升到署都指挥同知。
将门虎子祖大寿,起初是不买文官袁崇焕的账的,但"袁蛮子"的外号不白给,在"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的气场震慑加魅力感召下,祖大寿,最终被收服了,心服口服。
够猛,够蛮,凭借这两样人格优势,袁崇焕基本收服了辽东军心,但他的魅力还不止于此。像袁崇焕这种节制武将的文官,天然有一个职权赋予的优势,用好了,就能锦上添花,那就是为军队争取来自外部的增量。
在连队,如果一个排长有办法从其他排协调更多的资源,甚至从主官那里为排里争取到额外关照,那么他在排里的威信就能够确立了,而且通常比前面两个方法更加奏效。
赫尔曼·戈林是二战期间的德国空军司令,不过他并非飞行员出身,指挥水平也一般,人送绰号"戈不灵",但其在空军内部的威信却相当高,原因在于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比较铁,而且性格比较强势,总能为空军争取更多的预算。
袁崇焕在皇帝那里,向来也是敢于开口的。但不同于戈林那种多吃多占脸皮厚的风格,袁崇焕争取的,是本就属于边疆将士们的最基本的权益。
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继位,建号崇祯。登基后不久,崇祯就着手办了两件大事:清算魏忠贤、(重新)启用袁崇焕。辽东将士们得知袁崇焕归来,都很兴奋,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老首长的拥戴,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辽东,有一个危机只有他能解决——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欠饷。
袁崇焕凭着赴任前从皇帝那要来的一些银子和自己在辽东的威望,很快摆平了宁远的兵变,但随着他继续向东巡察,问题的全貌逐渐浮出水面,终于,当他抵达最后一站——锦州之后,他做出了那个很有担当的决定:请发内帑。
内帑(音同"躺"),即皇帝的私房钱。明代自万历皇帝起便热衷于积攒内帑,到了崇祯这代,更是对守财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明朝灭亡前夕,军费极度紧张,崇祯经常为了区区几万两银子和朝臣们吵得不可开交,可后来李自成攻陷北京,竟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
金庸先生对袁崇焕"请发内帑"的举动有着一段很精彩的分析,其中不乏赞许之情,他说:"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绝不会不明白其中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这里,提到了"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还记得吗?前文我留有一处伏笔,就是袁崇焕的决策风格中有一个特质叫做"顾不得"。在具体解释这个"顾不得"之前,我要先讲袁崇焕人格魅力中的第四点。
这一点最关键。
有了猛、有了蛮、有了担当,或许在承平年代就足够一个领导树立威信了,但在袁崇焕所在的时代,他还需要最后一个点睛之笔——胜利。
掌兵之人,纵使人格魅力再强,只要打不了胜仗,那么他在部属面前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威望。
一次宁远大捷、一次宁锦大捷,足够让资历老如祖大寿这样的武将都打心底服气袁崇焕,这两战,明金双方的史书都有详细记载,故不再赘述。除了这两次胜利,袁崇焕的军事生涯还有一次高光,那便是己巳年北京之战——袁崇焕最辉煌的一次军事胜利,也是他的谢幕之战。
在本文的开头,我描述了一个场景,那是根据时任袁崇焕中军幕僚的周文郁在《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中的记载加工复盘的。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后金大军绕过关宁防线,借道蒙古,突袭北京。十一月初一,消息传到辽东,袁崇焕紧急调动部队西出山海关,入卫京畿。
是役,关宁军的行军路线一直饱受后人争议,甚至被某些阴谋论观点持有者扣上了"诡异"这顶颇具暗示意味的帽子。经过查阅明金双方关于此役的文献记载,结合我本人的从军经历,这里我给出自己的观点:后人在分析历史时,往往会因为作证材料的过分充足,不由自主地就站在了上帝视角,特别是在分析当年战场态势的时候。然而对身当其时的袁崇焕来说,无论其军事天才多高,都绕不开那个可怕的敌人——不确定性。
战场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双方都是在陌生地域摸索前进,主力部队几次擦肩而过都未能决战,有主观作用,也有随机偶然,但袁崇焕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复杂的局面中,他找到并抽出了那根关键的芯子——不管敌人此刻在哪,他们最终是要去北京的,而那也正是我们此行所要守卫的目标。
这一点,也是袁部其他将领们的基本共识——除了《边事小纪》的作者周文郁。作为中军帐下的参谋,周文郁的建议是"大兵宜向贼,不宜先入都"。从理性上,袁崇焕表示了对这个建议的支持(周君言是),但考虑到敌人的狡诈和北京的安危,袁崇焕还是做出了那个最终在军事上成就了胜利,却在仕途乃至生命上葬送了自己的决定:"必我兵先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劲虏,方是完策。"
东方素有边军阑入的禁忌,西方也有将领率军越过卢比孔河的禁忌,袁崇焕虽然偏科,却也是全国统考前一百名里的偏科生,如此昭彰的红线,他岂能不知?就算他一时冲动,但关宁军中并非只有一个脑袋,曾有幕僚警告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径至城下,可乎?"
袁崇焕答:"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苟得济事,何遑他恤?虽死无憾!
这就足够了。
我想起了二百年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何遑他恤。恤:忧虑。遑:顾得上。何遑:顾不得。
"顾不得",这就是根植在袁崇焕人格底层的魅力。有这种特质的人,绝不是完美的人,却一定是有魅力的人。
在宁远的城头,面对努尔哈赤的大军压境,袁崇焕顾不得个人安危,他的魅力就像风中飘摇的烛火,坚定不屈,点燃了一城斗志,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力拒强敌;在北京东郊广渠门外,面前是敌人的狰狞,背后是皇帝的猜疑,袁崇焕顾不得个人得失,亲披重甲上阵,他的魅力就如再世卫霍,激励了一军士气,背水迎战,以寡击众,挫敌狂锋。
猛、蛮、担当、义无反顾,曾几何时,我也怀着这样的憧憬奔向理想,但现实中的我还是会退缩、会妥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像袁崇焕这样的人,能把这些信念践行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并且真的改变了一些现实的时候,我提议,让我们对他抱以赞许,以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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