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景说史

序言:

历史上宋朝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朝代，就拿明朝来比较，明朝滥杀臣僚如草芥，宋朝却特别优礼臣僚。宋朝优礼臣僚的主要原因是宋太祖传下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的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是被流放了事，只是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

宋高宗遵守太祖誓约不严格，开了三次杀戒

北宋亡国时，太庙中的秘密“誓碑”已公诸于世，但宋高宗得知此事，却是由被俘的宋徽宗通过曹勋转达。在《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中提到宋徽宗认为宋钦宗开杀戒，诛斩王黼(fǔ)、朱勔(miǎn)、童贯等人“不详”，要宋高宗引以为训。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遵守太祖誓约虽不严格，也仅开三次杀戒:一次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一次杀陈东和欧阳澈，一次杀岳飞、张宪和岳雲。

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宋高宗罢免李纲，宠信黄潜善和王伯彦，陈东和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就后悔了，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他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要录》卷81记载宋高宗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

杀岳飞等三人是在宋高宗即位第十五年，他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变为了深通机谋权术的独夫。宋高宗既已动用屠刀，就绝不会反悔。秦桧死后，他为很多人恢复名誉，以示革除弊政，却没有给岳飞平反，把罪责诿诸秦桧。金朝完颜亮大举南下，臣僚杜莘老、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上奏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宋高宗依然置之不理。宋孝宗即位之初，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宋高宗“圣意”，才给岳飞恢复名誉。

嗜杀成性的秦桧受到约束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于一德格天阁书赵鼎、李光、胡铨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

秦桧为人暴戾苛酷，他独揽政务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他的党羽，也动辄反目成仇。赵鼎当过宰相，其实是一个由主守派转变为投降派的人物。李光当过参知政事(副相级别)，也只能算是半个抗战派。胡铨是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坚决反对降金，力主斩秦桧以谢天下。

秦桧深恨这三人，却未能杀害，唯有赵鼎被迫自杀。当时还有一个不入品的进义副尉刘允中，“以上书希求恩赏，指斥乘舆，及谤讪朝廷”而“弃市”。广西经略安抚使胡舜陟曾得罪秦桧，为弥合嫌隙，特地在秦桧出生地古县立祠，并亲自写记。然而秦桧仍然诬害胡舜陟，使他毙命狱中。宋高宗却认为胡舜陟“罪不至死”，处罚了两名秦桧指派的审理官员。

宋高宗一般仍愿遵守太祖誓约，乐于扮演一个宽厚仁慈之主的角色，故嗜杀成性的秦桧受到了约束。秦桧第二次任相期间真正破例“明正典刑”者，主要是岳飞等三人。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执政级高官，其生命理应由宋太祖誓约保护。宋高宗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宋朝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宋高宗以抗金为名展开

宋高宗在杀害岳飞等三人前，解除了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将兵柄。在此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好几年，然而岳飞并非是对兵柄恋恋不舍之人，绍兴十年秋，他被迫班师后，就愤而辞职。当时宋金形势严峻，宋高宗并没有顺水推舟，他回诏说，“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

《会编》卷206记载说，罢三大将兵权，是出自范同的建议。其实，范同不过是提出具体方案而已。宋高宗显然通过各种途径，洞悉金朝的底蕴，而对偏安东南，有十分把握。所以敢于在交战状态下，断然采取一系列步骤，自毁长城。按宋、金双方记载，自绍兴十年再次开战后，明使的往返始于岳飞罢兵权后约半年，但暗使的往返无疑是要早很多。

《要录》卷140记载，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宋高宗诏三大将谈话时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无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宋高宗罢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兵权，本是为了降金，而宋高宗却信誓旦旦，宣称是为了抗金。他给岳飞的诏书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宜有筹帷之略”，“遂展济时之志”。从他诏三大将谈话来看，按照预谋，当时的有关文件，都持同样的腔调。反倒是秦桧儿子秦熺后来在官史中供认不讳，“方惧金人之平”，“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罢兵权就是要“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

罢免三大将，实际上是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宋人罗璧就将北宋初和南宋初的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赵普的建议是“忠谋”，而秦桧的策划是“奸谋”。

岳飞被罢兵权简述

宋高宗和秦桧决定杀岳飞，自然是宫廷秘密。秦桧的党羽王次翁时任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伯庠撰《王次翁叙纪》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已意。”

通过后来的其他历史记载，这段记载属通篇造谣。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仅十五份，现全部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卷3，并无“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语。岳飞得知金军攻淮西，三次主动上奏，要求出兵，并建议乘虚而入直捣开封和洛阳。但宋高宗不批准，只令他援淮西。岳飞二月九日接到第一份手诏，即决定十一日出兵。当时，岳飞虽然身患重感冒，依然亲率背嵬军为前锋。

我们翻开当时宋高宗令岳飞援淮西的十五份手诏，褒美之词简直溢于言表，“卿忠智冠世”，“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这些甘言美语的后面，却已埋伏了杀机。

岳飞虽然出兵较早，因张俊从中作梗，又折回舒州(一说为池州)，当他最后赶到濠州定远县时，张俊、杨沂中、刘锜和韩世忠诸部都相继败退，金军也乘机退遁。三月二十一日后，宋廷通知岳飞去临安朝见。四月二十二日，岳飞刚到临安，宋廷立即任命他的幕僚朱芾和李若虚为地方官。这两人“自军中随飞赴行在，上将罢飞兵柄，故先出之”。对于出谋划策的幕僚，宋高宗是很疑忌的。二十四日，宋廷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二十七日，宋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使司机构，将他们手下的诸统制人马直属“御前”。岳飞、韩世忠和张俊三大将罢兵权成了既定事实。

结语:

宋朝的两次杯酒释兵权，固然都是为了赵宋家天下的利益。如果撇开古代的“忠”、“奸”观念，就客观效果而论，宋太祖和赵普的处置，是促进祖国统一的良谋远略；而宋高宗和秦桧的处置，却是制造祖国分裂的倒行逆施。对岳飞个人来说，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罢兵柄，决非为了让他“展济时之志”，恰好是进行谋害岳飞的第一个步骤。

资料参考:《金佗续编》、《金佗稡编》、《松隐文集》、《要录》、《宋史》、《宋会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