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历年间，政事复杂，国势由盛转衰。从张居正辅政一度中兴，到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再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希。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
此时的大明朝政治局势变得欲加复杂，皇宫高墙内的斗争是波云诡秘，辽东边地防务更是逐渐丧失主动。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朱翊钧是晏处深宫，怠荒日甚，廷臣章疏一概不理，官员缺额不补，矿税两监遍天下，满朝上下纲纪废弛，君臣否隔，邪党滋蔓。引发这一切的恰恰都与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明神宗身边的郑贵妃。
郑贵妃（王艺曈饰）
按理说，皇帝宠爱妃子这都是后宫家事，外朝的文武百官为什么会跟一个女人过不去，搞得双方最后不欢而散，以至于君臣不睦，党争四起，以至于影响了大明朝的政治走向。然而，这个女人并不寻常，其后围绕立储、争储、废储等争端，引发了万历、泰昌年间的“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诸多大案、疑案，不仅延续时间长，还影响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对晚明的政局、财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孰是孰非，郑贵妃其人其事，《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枣林杂俎》《先拨志始》《酌中志》等官方正史、民间野史中都有零散记载，有些记载较为碎片化，有些观点有待商榷、考察，但这些资料对我们熟悉当时的后宫叠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此梳理一下供大家点评。
贫家女子华丽转身 上位郑贵妃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列传中记载“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对于其生于何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有学者推算其出生年为1567年前后，本处不单独做讨论）。
对于郑贵妃的身史，谈迁的《枣林杂俎》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郑贵妃出身穷苦家庭，曾被许给一个孝廉为妾。“郑贵妃父承宪，贫甚，以女许孝廉某为妾。”后来父女临别时痛哭，感动了这位孝廉，于是就把郑氏给退回了，也没要回聘礼。遇到这样的贵人，让郑氏很是感动，她没有其他物品相赠，就“脱只履予孝廉，矢报。”果不其然，后来郑氏入宫得到了明神宗的宠幸。想起自己此前的境遇，却又想不起恩人的姓名，于是“命小珰售只履于市，索值若干，无应者。时孝廉计偕，闻而往，合其履。”在找到了恩人后，郑氏于是哭着向明神宗诉说了这位孝廉对自己的恩情，这位孝廉也得到了提拔，并官至盐运使。
此前从宫女到皇后 面对薄情寡义的丈夫 她走完憋屈的一生 死后获追谥一文中曾经提到，1582年（万历十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同时娶了九个媳妇，册封九嫔，分别是郑氏是其中之一，被封为了淑嫔。这时的郑氏还不出众，但她“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1583年（万历十一年）八月，郑淑嫔又被加封为德妃，1584年（万历十二年）九月，正式进封贵妃，1586年（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德妃为明神宗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后来的福王，体态肥胖），三月，明神宗又正式册封郑氏为皇贵妃，地位荣崇，仅次于中宫孝端王皇后。
独得恩宠欲扶子上位争国本
四年的时间，郑氏从淑嫔进封为了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成为明神宗后宫独得恩宠之人。当时皇后未生育皇子，后妃中只有郑氏一人是因为生育皇子而被册封为皇贵妃，而早她四年生育皇长子的王氏却只被册封为了恭妃，与郑贵妃相差两个档次，足见明神宗朱翊钧对她确实是庞爱有加的。
大臣们对明神宗朱翊钧这种不遵礼法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轮番上疏陈请明神宗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恭妃为皇贵妃，不过明神宗不接这茬，他不喜欢朱常洛，也不愿意加封恭妃王氏（原为朱翊钧母亲慈圣皇太后李氏的慈宁宫宫女）。
张廷玉的《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列传中记载“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完全是东林党们歪曲明史给误导的，其依据就是《明神宗实录》中几次朱翊钧对于大臣上疏所做的答复，原话如下，摘录几段：
万历十八年正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著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
十月，“朕览卿等所奏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妃之尝赞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
庚寅。今肺腑之臣郑国泰疏中有云：“皇贵妃跪而诤之至此，而天听犹高臣等所未喻也。臣等惓惓愚忠，以为国本不可不豫建，储训不可不豫端，伦序已明，何若早立？一日之为安，睿龄渐长，何若早教？一年之为益，惟望皇上俯顺群言早颁成旨。”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朕虽去岁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且朕作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尚少，傥后有出，册东宫乎？封王乎？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与事体两便。”
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皇亲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郑国泰亲伯、顺天府儒学附学生员郑承恩奏请册立东宫，以彰皇贵妃之贤，以免郑国泰之罪，上怒黜承恩为民”。
简单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各方观点：
发起事端的外朝大臣：皇长子出生迟迟未立，生母恭妃王氏未得进封，按祖训应该立皇长子为太子，进封其母王恭妃为皇贵妃；而皇三子之母郑贵妃则屡受恩宠，有“鹊巢鸠占”之嫌。
明神宗朱翊钧：先说自己心中有数，不会动摇长幼有序的祖训，现在皇长子还小，不用日复一日的来催我。后来又说，郑贵妃曾经主动跟我提过策立太子之事，你们这样是属于恶意中伤。再后来又辩解说，中宫的王皇后还很年轻，一直没生育皇子，万一哪天生个皇子怎么办，所以才会迟疑不决。要不现在将三个皇子（朱常洛、朱常洵、朱常浩）一块封王，等他们长大了，万一皇后没能生出嫡皇子，再进行册立也不迟。
郑贵妃：明朝“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后妃不得干政。所以，《明实录》并没有直接说郑贵妃的态度，但其弟弟明神宗和郑国泰都曾替她说话，说郑贵妃曾跪着哭着求册立东宫。
透过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问题出在明神宗朱翊钧身上。众所周知，朱翊钧成年后摆脱张居正的节制约束，其叛逆、抵触的行为就表现出来。
在立储问题上，朱翊钧自己说也很清楚《皇明祖训》，但实际表现上，他并不喜欢这位皇长子（跟宫女王氏的感情应该一般）。理由很简单，因为同样是生皇子，王氏只是个恭妃而已，郑氏却得以连续四年加封至皇贵妃，至于他对恭妃“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完全是自圆其说。至于说后来拿王皇后年轻有可能会继续生育来辩解，显然是有给自己开脱之嫌，至于说三位皇子一并封王，等皇后不能生育再册封太子，这更是一种“月攘一鸡”之举。
两相比较，大臣们担心朱翊钧的理由不无道理。这时长大成人的朱翊钧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皇帝了，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争论的话题表面上是皇帝后宫家事，但实际上君权和臣权间的斗争角逐。
大臣们上疏倒无可厚非，也挑不出什么错来。但明神宗一直不答应，甚至不时责罚大臣，似乎更激起了绝大多数大臣们的斗志，认为正义在自己这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道义”联盟，逐渐变成了攻击郑贵妃及其家人，从而导致郑贵妃成了皇权与相权（臣权）斗争的靶子。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明实录》中，明神宗及郑贵妃家人为其开脱，避免其卷入政治旋涡。
密誓立爱 争储传闻的真伪
外廷明神宗为维护君权地位，不断打压上疏陈情的大臣。而有关内廷郑贵妃谋储上位的传言也是不断。虽然这些观点多见于野史，但无风不起浪，即便是东林党人造谣歪曲，通过这些记载能够反映出一些端倪。
野史中有郑贵妃恃宠与明神宗“密誓立爱”，其大致内容就是册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还写下一份约定，放入玉盒。对于这种传闻版本有多个，明人文秉的《先拨志始》、李逊之的《三朝野纪》、谈迁《枣林杂俎》、黄景防《国史唯疑》等都有记载，但其真伪与否，学界观点不一。
对于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恭妃，由于其是宫女出身，地位卑微，一直不为明神宗所接受。明人文秉所撰的《先拨志始》中记载，郑贵妃就趁明神宗高兴时，利用各种机会向他吹风，称呼“好个老嬷嬷，暗行讥刺云”。而且，明神宗朱翊钧在跟母亲李太后的对话中，称呼朱常洛一口一个，他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李太后（早年也是宫女出身）反问他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不仅如此，《先拨志始》中还记载，为了阻止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郑贵妃还诬陷“皇长子好与宫人嬉，己非童体矣。”，打算让其名声败裂。彼时，王恭妃和皇长子朱常洛一直呆在远离乾清宫的景阳宫中，相依为命，而且倍受冷落，明神宗对母子二人的膳食、衣服、侍从等标准都很微薄。结果，明神宗让人调查之后，证明朱常洛是清白的。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当时，后宫还有一位敬妃李氏也深受明神宗宠爱，据万斯同的《明史》卷一百五十一中记载“贵妃李氏宠亚于郑氏”，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李氏生病后，由郑贵妃的亲信太监张明为其医治，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张明精于医药，最蒙宠升，但结果是张明为李氏诊治后，李氏竟然病逝。对此，万斯同的《明史》卷一十五中甚至直接认为“郑氏因其疾使御药房内张明投药阴杀之。”当然，这些观点都是清人推测，郑贵妃的嫌疑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不过，这位李敬妃去世后，明神宗是悲痛不已，追封她为皇贵妃。
此后的“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跟大臣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大臣的上疏要么留置不予下发，要么寻找各种借口推脱日期，以至于失信于大臣，引发朝臣内讧。但大臣们也不依不饶，步步紧迫，利用成人礼、婚事、册立等礼逼迫明神宗就范。最终，慈圣李太后支持皇长子朱常洛的决定，成了压倒神宗皇帝的最后一根稻草。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正月，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讲学，移迎禧宫。十月正式册立为了皇太子。
结语
终归，郑贵妃没能获得皇后之位，儿子也未能继承大统。与其他后妃相对而言，在后宫争斗中，她却是个长寿之人，先后跨越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四朝。作为一个女子，她虽然不能直接干预政事，但她对明神宗的作用，却使得万年间君臣博弈白热化，直接对晚明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的万历一朝虽然表面平静，但依然是暗流涌动，“妖书案”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背后，郑贵妃的活动似乎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