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影响颇大的文言短篇小说集。然该书在20世纪引起学界重视，是80年代后的事，在此前的数十年间，专文论及者甚为寥寥，各种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中，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二书外，对《阅微》多只是泛泛介绍，且以否定意见居多。80年代后，学界对《阅微》却表现出浓厚兴趣，相关论文在50篇以上，且不乏溢美之词。
一、思想倾向评价
一部《阅微》，并非如作者在《滦阳消夏录》小序中所称，是书之撰，不过是“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这自是纪氏故设“障眼法”的“小说家言”，否则何必积十年之功而为之？然作者之写作用心为何？自清以降之学者，出于不同的文化学养和批评视角，结论也各各不一。
清季学者，多着眼于该书的“劝惩”之旨，并极力揄扬。嘉庆五年（1800），纪昀门人盛时彦为《阅微》所作序中即认为：
《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洮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才子佳人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亦华实不同之明验矣[1]。
明指其书以救世为本志，且崇仰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看法在清人的《阅微》批评中颇具代表性，如郑开禧为《阅微》所作之序中，也认为该书“词意忠厚，体例谨严，而大旨悉归劝惩，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欤？虽小说，犹正史也。”[2]亦着眼于“劝惩”，并视如正史，评价不可谓不高。
与上述看法不同，曾国藩认为《阅微》一书“好虚构万一或然之事，鬼魅无稽之言，执为确据，以仇视习常守理之讲学家，讥谤笑侮，不遗馀力”。（《姜露庵杂记》）曾氏肆力于古文，甚恶小说之“虚构万端”，故对《阅微》中的“鬼魅无稽之言”极为反感，这也恰正说明曾氏敏锐地觉察到了《阅微》与史不侔的小说特性，尤其是指出该书对“讲学家”的讥侮，并非一味卫道，从反面揭示了《阅微》的矛头所向。
民国时期，学界于《阅微》甚少致力者，各种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于《阅微》多不予置喙，偶有论及，也只是于《聊斋》之后略缀数语，且多袭前人，鲜有发明。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于1923年成书的《中国小说史略》，指出纪昀“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是书“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家所未有者。而世人不喻，哓哓然竟以劝惩之佳作誉之”。[ 3]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鲁迅还对纪昀攻击理学的“魄力”击节称赏：“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5]鲁迅之论， 廓清了笼罩在《阅微》上的哓哓之说，尤其是将《阅微》与《四库提要》相比照，以洞察纪昀撰著笔记小说的真正意图，并且给以充分的估价，是极具卓识的。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影响的文学史著，在评述《聊斋》之后，几都要为《阅微》花些笔墨，然在具体评价上却是众口一辞，即均视该书为《聊斋》之仿作，而在思想上则极为“反动”和“落后”。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批评该书“或者宣传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或者宣传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充满腐朽反动的内容”。[6]
80年代后，对《阅微》之思想内涵的体认，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综观诸家之论，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与五六十年代学界的看法大致相近。不同的是，本期持此看法者多喜将《阅微》与《聊斋》相比较，并进而探讨纪昀之创作动机和《阅微》之思想倾向。王渭清《〈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7]一文，在将两部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倾向进行比较后， 认为《聊斋》是蒲松龄寄托孤愤之作，作者借花妖狐魅，大胆揭露批判了丑恶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阅微》“基本内容是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的”，“总的主题是‘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就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劝善惩恶，以达到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王先霈也认为《阅微》的文学成就远不能抗衡于《聊斋》，其主要原因“在于纪氏落后的、包含许多错误的小说观限制了他的文学才能，而这种落后的小说观根源于他的封建礼教思想”。[8] 尽管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也承认《阅微》中不乏一些对我们现今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但对全书基本上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阅微》一书，既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以劝善惩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也有暴露黑暗，揭示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用以警世的一面。因此《阅微》是一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书。张圣康认为，《阅微》“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佛家的因果报应结合起来，进行劝善惩恶的说教”，这自是作者的局限。但是，对这一部分内容也不可笼统地加以否定，其中有些“则是事实和传闻的记录”；有些意在“宣扬封建道德和因果报应”，但“故事和形象的客观意义却远远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尤其是书中对程朱理学的抨击和讽刺。邵海清《评〈阅微草堂笔记〉》[10]一文，在全面考察纪昀著书宗旨、写作态度后，对《阅微》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就其反映生活的主要方面看，“它还是有着积极的一面的，而不应该像某些评论者那样全盘予以否定”。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应予批判和扬弃的封建糟粕。由于《阅微》素材来源广泛，因而书中不少材料，“对我们了解乾嘉时代的社会状况仍有一定史料价值”。[11]
第三种意见认为，《阅微》之思想内容固有其不足，但只是碧玉微瑕，该书积极性的内容是主要的，应该予以肯定。
曹月堂《关于〈阅微草堂笔记〉的评价问题》[12]一文，认为和《聊斋》相比，《阅微》的思想内容并无与之相对立之处。书中所强调的“劝惩”，只不过是作者借以包裹自己的外衣，实则是要以此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抒泻郁愤，“书中没有对光明境界或世外桃园的憧憬，所有的多是这种对现实剖析、痛斥和奚落的文字，然而这种来自黑暗中的牢骚和愤激，正是早期启蒙主义的先导。”书中也确实有一些“鬼神之迹”的描写，但“作者并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只不过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他对鬼神的轻信和一些迷惘”，这实际上“是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治学态度，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曹文看法确有新人耳目之处，但否认《阅微》事实上存在的宣扬封建迷信、鼓吹天道轮回以及有关鬼神的恐怖描写等，则又有失偏颇。
朱世英《论〈阅微草堂笔记〉之长》[13]一文，结合纪昀诗文、生活经历以及时代风气，对书中为学界所贬斥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了探讨。认为，首先，就思想渊源看，纪昀“‘根本六经’的主张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清初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大学者顾炎武很相似。其次，纪昀生活经历丰富，学问广博，故其“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第三，“封建礼教本身的内在矛盾，如节孝不能两全、奉老与保嗣难以兼顾等等，也影响到作者的思想，并且从作品中反映出来，使作品的客观意义远远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从分析作者思想矛盾入手，这对学界深入探讨作者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以及它们与作品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启发作用。
沈伯俊《追踪晋宋，颉颃〈聊斋〉》和李泉《评〈阅微草堂笔记〉》[14]二文均对《阅微》的思想内容持肯定看法。沈文引鲁迅之评对《阅读》“透过那‘盛世’的帷幕，看到了某些社会矛盾，并且予以多方面的表现”极予赞赏，是鲁迅之论的进一步挥发和引申。李文则通过对《阅微》劝惩之作、爱情篇章和狐魅笔墨的全面考察，认为：“笔记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切地描绘了一幅明末清初的生活画图，它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是其它文言小说所难以企及的。”指出，纪昀的伦理道德观，“并不完全是封建主义的说教，其中也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中的某些美德”。轮回报应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它迎合封建统治利用鬼神麻醉人民的消极一面，又应透过宗教迷雾，肯定它反映素朴生活逻辑的合理一面。这里包含作者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念。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作者借因果报应来抨击丑恶表彰美善的良苦用心。”可以说，李文最大限度地给予《阅微》以肯定评价。
总之，80年代后，虽然对《阅微》的思想内容极力批判并进而否定整部作品者仍不乏其人，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摆脱开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的影响，不再因纪昀位高爵显就理所当然地视其为封建统治思想的代言人，而是从其作品的实际内容出发，给予比较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
二、艺术价值评判
《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5]，于清季文坛享誉甚隆，纪昀却对其“一书而兼二体”，且“燕妮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之？”深感不解，以为不过是“才子之笔”，而“非著书者之笔也”。[16]本着这种小说观念，纪氏《阅微》之创作与《聊斋》自大异其趣。
盛时彦对乃师“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的“著书者之笔”多所阐发，认为《阅微》一书：
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见焉。……夫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譬大匠之造宫室，千楹广厦，与数椽小筑，其结构一也。故不明著书之理者，虽诂经评史，不杂则陋；明著书之理者，虽稗官脞史，亦具有体制。[17]
作为《四库全书》之总纂官，纪昀之饱学多闻，确非常人所能及，盛氏之论也自是着眼于乃师之长。不过，对《阅微》一书之文学特性，盛氏也并未视而不见，“叙述剪裁”诸评，虽只是形象化的比喻，亦颇能揭橥《阅微》结构布局之妙。
以“著书者之笔”优于“才子之笔”，盛氏之论在清代不乏同调，如同样主张以学问为小说的俞鸿渐，在其《印雪轩随笔》卷二中即认为：
《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18]
这种看法在晚清学界的极力支持者是邱炜萲。邱氏论小说，亦主张“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故“本朝小说”中，“谈狐说鬼者，自以纪昀《阅微草堂五种》为第一，蒲松龄《聊斋志异》次之，沈起凤《谐铎》又次之”。[19]具体而言，《聊斋》固有其妙处，“微不足者，笔近纤巧耳”，而“《阅微五种》，体例较严，略于叙事，而议论之宏拓平实，自成一家”，自当为“小说之魁”。[20]
《聊斋》以文胜，《阅微》以理胜，两者本各有所长。以重虚构、想象之小说文体特性衡之，以说理见长之《阅微》终隔一层，自不能与文章华美之《聊斋》相比。然在朴学盛行之清代学界，以“纪实研理”为衡文之准的，小说之文学特性常为学界所忽略，故尔“《阅微》远胜《聊斋》”竟几成清代学界定评。只是这种批评，显然隐含着将小说创作引向学术探讨的危险。而后来如李汝珍《镜花缘》于小说中考究地理、名物，与清代小说批评中的这种小说学术化思潮不能说毫无关系。
清人于《阅微》艺术特色的这种学理性批评，在民国学界则得到了纠正。其中影响最著名者自当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对《阅微》以说理见胜之“理”趣甚为赏识，但同时也指出《阅微》不乏“天趣盎然”之“文”趣。正是这种文、理兼擅，“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鲁迅还指出，因纪昀对《聊斋》有不满，“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作法”。[21]从学术渊源上阐明了《阅微》崇理之原因。
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学史，道及《阅微》时，多引鲁迅之论以阐《阅微》、《聊斋》之别，并进而对《阅微》予以否定，与清人之论截然不同。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在援引鲁迅之论后，认为“以说理性”的《阅微》“过于偏于议论，且其目的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22]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阅微》五种，“皆属志怪，但体例已不似小说”。[23]
五六十年代学界也都纷纷指责《阅微》的小说议论化倾向，如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阅微》“篇中充满了枯燥的议论”极为不满，并认为“不少篇章则是一些偶然事件，没有生活的真实，某些故事更是一些无聊的虚构，缺乏感人的力量”。[24]
《阅微》过于注重精研名理，与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确实多所隔膜，但倘因此而忽略作品中的“隽思妙语”和“天趣盎然”之笔，甚而将其摒斥出小说之列，则又失之偏颇。
八十年代后，随着对《阅微》思想内容的研究视野日益拓宽，对《阅微》艺术成就的探讨也不断地深入。虽然仍有论者认为纪昀的小说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成就，如王先霈《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的敌对性》就认为：“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是相敌对的，它窒息了纪晓岚的艺术想象力，又因纪晓岚的鼓吹而限制了其时别的若干小说作者才能的发挥。”但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考察《阅微》之艺术价值，不应过于拘泥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概念，而应着眼于《阅微》一书之创作实际，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邵海清《评〈阅微草堂笔记〉》一文，以《阅微》与《聊斋》相比较，认为《聊斋》与《阅微》“代表着明清笔记小说中两种不同的流派，对清代文坛和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文章还指出，由于作者的文艺观、小说观是正统的，保守的，“他追摹晋宋笔记小说的写作方法，一方面使《阅微》这部作品有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天趣盎然、雍容淡雅的特色，另一方面也难免有叙事过略、描摹太少、议论说教过多以及枯燥平淡的不足”。
姚莽《〈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成就初探》[25]一文认为，《阅微》“以神鬼狐妖喻人情世态，从而发展了寓言体小说的形式，或者说，志怪笔记的寓言化，这是纪昀的一个创造”。其在艺术上特点有三，即“形虚神实”、“自然成趣”、“妙语解颐”。可以说，纪昀《阅微》堪称笔记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正像《红楼梦》之为古典长篇小说的顶峰，《聊斋志异》之为古典文言小说的顶峰，而《阅微草堂笔记》则是古典笔记小说的顶峰”。
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认为，“作为一般散文体来看，《阅微草堂笔记》尚有自己的特色。作者文笔老练，善以简洁、质朴的文字叙事，又能即事即理，把叙述与议论溶化一体，有大家风范。其写景文字，往往从容简约而又天趣盎然”，“其文长于讽刺，又能居高临下，含蓄深沉”。同时也指出：“纪昀不懂得小说之为艺术的特点，抱着班固的小说观念不越雷池一步，以蒲松龄近乎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创作为小说的外道，反其道而行之。径以粗陈梗概的六朝笔记的笔法从事创作，硬让发展了的现实生活穿上古老的艺术衣装，有意创新而终于沦入不类。”[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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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姚莽.〈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成就初探[J].北方论丛， 1985，（4）.
来源：《殷都学刊》(安阳)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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