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玉藻》篇说：“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右史记载帝王的言行，集结成《尚书》、《国语》，左史记载帝王的大事记，编成各国的《春秋》。如果把言行和大事记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左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历史书，这说明在古代，史学是从经学中脱离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史”这个纲目，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里面；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出现“经、史、子、集”四部，并把纪传体称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编年体的书。《隋书》的作者认为编年体属于“古史”，在古代人们记载历史用的是编年形式，《史记》出现后才改用记传，到了荀悦的《汉纪》出现，又重新使用编年。魏晋时期，《竹书纪年》被发掘出来，掀起了一场编年体的热潮。干宝写作《晋纪》、裴子野著有《宋略》、吴均传出《齐春秋》等，然而这些恢复“古史”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许多史书逐渐失传了。

唐朝建立后接连修订了《晋书》《周书》《隋书》《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编年体再次没落，直到《资治通鉴》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势。

“十七史”与《资治通鉴》

唐朝编订的史书虽然很多，但广为流传的只有“前四史”，魏晋的史书都藏在广内，没有版本流传民间。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才依次板刻出了《隋书》、《梁书》和《陈书》等。那时候《宋书》和《北齐书》残缺较多，只得用《南北史》来填补；仁宗还先后又命宋祁与欧阳修重新编写《唐书》，而欧阳修私下又写成了一本《新五代史》。因此，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之前，已经出现了十七本正史。

所谓的“十七史”为：《史》《汉》《后汉》《三国》《晋》《宋》《魏》《梁》《南齐》《北齐》《周》《陈》《隋》《南史》《北史》《新唐》和《新五代》，《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不计入其中。这十七本正史卷轶浩繁，繁芜难读，虽然十分完备，却不利于阅读。而且当时纪传体已经很完备，编年体却未有全书，因此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命司马光写作一本上续《左传》的编年体史书。

司马光从小时候就喜欢读《左传》，他在朝中做官后，“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于是专门为宋英宗写了一本《通志》。这本书只有八卷，上起于三家分晋，下终于秦朝灭亡。宋英宗读后很高兴，“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这便是修《资治通鉴》的起因。《资治通鉴》里的《周纪》和《秦纪》其实就是《通志》，这部分相比于后来的内容，显得要简略了些。

编年体史书里，《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左传》则一直写到了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亡知伯的事。《资治通鉴》的第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那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距灭知伯其实已经过了五十年。但司马光在下面又倒叙知伯灭亡的事，是意在上续《左传》。

当刘恕问他：“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

司马光回答：“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

刘恕又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岁？”

司马光答曰：“经不可续也。”

他认为《春秋》不可续，是不愿比肩孔子，所以才从《左传》之后开始写。《通鉴》所采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十七史”，但也有些史料取自他处，例如五代部分几乎不用《新五代史》，仍以《旧五代史》为底本。其他的史料来源则收入《考异》里。

《资治通鉴》是一本权谋圣经吗？

在《通鉴》的末尾，有一篇司马光的《表》，里面备记修书的始末。《表》的落款日期为“元丰七年十一月”，此时距离开始动笔已经过了十九年。司马光在《表》中诉说了自己修史的初衷，他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这说明《资治通鉴》就像《太平御览》一样，本身是为了方便皇帝在闲暇之余阅读的书。因为天下的图书太多，皇帝没法读得完，所以宋太宗才下令搜辑各类书中的有价值部分，每天进呈三卷供自己阅读，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部《太平御览》。同样，“十七史”的文字太过繁多，连普通老百姓都读不完，更何况是日理万机的皇帝呢？司马光也想从历史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供皇帝“遍鉴”，所以《资治通鉴》有如下特征：

• 它是一部专门为皇帝而写的编年史；
• 它力求化繁为简，让皇帝能够遍鉴历史；
• 它最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期望能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宝贵经验。

如果把《资治通鉴》视为一部权谋圣经，那就是没读懂这本书，而且违背了司马光的初衷，并且贬低了这部历史著作的价值。正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权谋家的眼中，《资治通鉴》自然是供他用来诡诈的宝典了。

司马光认为权谋就如文学艺术一样，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面前，显得不够分量。屈原和杜甫名满天下，但是在《通鉴》里却找不到关于他们的文字，因为这些都属于“非君上要知之事。”据《日录》记载，宋神宗读《资治通鉴》，看到苏秦游说六国合纵的事情，便问司马光说：“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

司马光回答说：“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

神宗说：“卿进读每存规谏。”

司马光说：“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

这说明崇尚权谋绝非司马光“著述之本意”，他把那些欺诈、权斗的事件如实记载下来，只是为了实事求是的呈现历史而已。《资治通鉴》绝非什么权谋圣经，而是一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经世史籍。

《资治通鉴》的作者都有哪些人？

司马光编《通鉴》的方法是以时间为顺序，先广纳各类资料，编写成一个“长编”，然后再进行删减。修改。这种工作量是一个人无法胜任的，还需要一个写作班子。在撰写“长编”时，有三个人出力最多，分别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刘恕，字道原，为人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览，尤精于史学，他司马光的好友，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时奏请其参与编修。除了《通鉴》之外，他还著有《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等。

刘攽，字贡父，精通汉史，著有《东汉刊误》，他参与修订《资治通鉴》的时间最久。《宋史》说他“专职汉史”，似乎《汉纪》部分是他写的。

范祖禹，字醇夫，是司马光的弟子。他早年跟随司马光一起修《通鉴》，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书成之后才出来做官，他还写有《唐鉴》和《帝学》。据说程颐晚年在案头上常放着一本《唐鉴》，认为这本书可以跟《通鉴》并驾齐驱。而宋孝宗也曾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太师自是宰相手段。读《唐鉴》，知范内翰自是台谏手段。”

对于《通鉴》的写作分工，后人说法不一，汉朝之前的部分可以确定是司马光亲笔的《通志》。有人根据刘攽长于汉史、范祖禹著《唐鉴》的信息，断定“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却不符合实际。

在司马光写的《与醇夫帖子》中，有这样的文字：

“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

这说明隋朝以前、秦朝之后的内容都是刘攽所作，共一百八十卷；五代部分，则全归刘恕，共有二十七卷；而中间的隋唐部分便出自范祖禹，共八十一卷。刘恕著有《十国纪年》，专记五代事；范祖禹写有《唐鉴》，熟知唐史。司马光这样分配是各因所长而已。

从《长编》的卷数来看，刘攽出力最多，但后人却常视司马光和刘恕为《通鉴》的主要作者。这是因为写《长编》的时候，主要工作是收集、抄录和排列现成的史料，属于技术活；而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考异、修订、删减则属于总编的工作，难度更大。司马光在统稿时常跟刘恕反复商量，二人实际上是统领全局的主编与副手。

正是在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下，终于编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作，它使编年体的完备程度上升到了一个阶段。《通鉴》虽然是司马光从“十七史”里精挑细选后提炼出来的宝贵史料，但真正能仔细并且完整读完它的人并不多。为此司马光感叹道：

“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

读史尚如此之难，著史者又谈何容易，想读懂作者的修史本意，更是难上加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