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二十八年，子产“作丘赋”引来毁谤。子产认为只要是对社稷有益的事他一定要做，就算因此丧命他也要做，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丘”是被征服者“野人”所居住的地区，当“国”与“野”严加区分的年代，充当兵役仅限于“国人”所在的范围，“野人”没有资格和义务负担兵役与军备。但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原本由“国人”服役的兵源数额，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两国有战争发生，郑国都会被卷进去。
晋楚争霸
子产把军赋寓于田赋之中，使之与原先的税合二为一。再一次承认农民土地私有使用权、打破以往“国”与“野”的区分限制。且私田需按田亩数缴交一定的税与赋。
其中贵族最为不满，原本他们所要交的军费——“兵车”、“牛马”、“弓矢”、“甲楯”，战后仍归贵族所有，但子产改为要贵族交钱，由国家购买，这样东西全归国家所有，不再是贵族的。贵族反弹声浪极大可想而知。
这项改革遭到人民的非议，但子产相当坚持，还是无畏实施，甚至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度胆识。之后的事实证明，子产的改革是对的。
《春秋左氏传》
《左传》云：“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
然明建议子产毁乡校杜绝民怨。子产不以为意，反而认为听到民怨是一件大好事。人民的议论对于当权者来说，犹如一味治病良药，能够从善去恶。如果执政者能从百姓的议论中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加以改正，这些议论就好像执政者的老师，为什么要加以制止呢？
同时，让百姓经常议论政事之得失，督促执政者随时把过失和错误克服于未萌之时，这种疏导的方式总比堵塞言路引起的社会混乱要好得多。
所以，可以看出子产认为一切施政，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并虚心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人民的意见是不可以使用威吓的手段去压制的，这就像《国语·周语上》中所说的：“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与其让人民不敢说话，招致民怨，不如开放让民众将不满吐出，这不仅可以让执政者知道错误的地方，还可以防止民怨免于国混乱。
这跟其他执政者或国君不同的地方在于，子产听到的是老百姓真正的心声，不是只听到身边的贵族、士大夫的声音，这样才能真正照顾到中低阶层的人民。
子产治国
法律究竟要宽松或是严格，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过宽，担心会出现许多危害社会的不法者，过严，又担心会招来厌恶反弹。子产所用方法就是宽猛并济。
子产告诉子太叔，“猛”就像火一样，是人民都会害怕的，“宽”则像水一样，人民不会害怕还会玩乐。“猛”容易做到，但要做到“宽”却又不会使人民过于轻待就相当困难了。
子产死后，太叔以“宽”行事，然而因过度宽待，使得郑国盗贼纷起，最后他赶紧使用“猛”才平息盗乱。
子产讲求为政要宽猛并济。“宽”就是宽松柔弱，强调施政手法中“软”的一面；“猛”则严厉强劲，强调施政手法中“硬”的一面。
《左传》云：“ 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曰：‘唯君用鲜，众给而已。’”
这一例就可以看出子产宽猛并济的行为。丰卷要为祭祀打猎，子产因不合于礼拒绝他。丰卷愤而要杀子产，子皮驱逐丰卷，丰卷逃到晋国。子产请求保留丰卷的田地和住宅，不要没收。三年后让丰卷回国复位，把田地、住宅和一切收入尽数归还。
从这件事可以清楚看到子产的“宽”与“猛”。他不畏丰卷之权坚决不让礼废掉，可是又保留他一切财产等他归还还之。还有一个属于“宽”的例子就是之前所说的“不毁乡校”，这例子相当明确清楚，明显将子产之“宽”表现了出来。
郑国子产铸刑书
郑简公三十年，子产铸刑书，他把惩治罪犯的法律刻在金属鼎上公布给人民观看了解。从晋国叔向的信——“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这句话可看出贵族秘密地掌握了法律的工具。“刑不上大夫”就是贵族掌控法律的历史。
如果现在将这些法条公布出来，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法令的内容，贵族就不能再全凭自己的好恶去滥施刑罚；百姓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大家就会依法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厉害的百姓还懂得合法地抗争。
所以叔向认为人民知道法律，就会不顾忌上位的人，心里常存着争抗的念头。至于子产的回信是为“救世”，是“实欲以矫当世之弊”，这一看法是符合史实的。
郑国“当世之弊”表现在一部分反动的贵族上，他们一方面专权跋扈、互相倾轧，另一方面又因循保守，反对改革，因而经常造成社会混乱，政局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