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公元1019年—公元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
嘉公式二年(公元1057年)，以文章著称的曾巩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并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他为官期间，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在各地期间，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他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终年65岁。
然而，如今说起曾巩，可能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又似曾不识的感觉，就连百家讲坛的名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也将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定义为“非常七加一”，认为只是为凑八个而硬添了一个。就连《龙文鞭影》一书也有“张华龙公式，闵贡猪肝。渊材五恨，郭奕三叹”的描述，其中的宋人刘渊材的“五恨”就是：“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曾巩)不能作诗。”
其实则不然。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曾巩流传至今的诗作有400多首，虽然与苏轼、欧阳修的诗词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大多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寓意深刻。对曾巩的文学成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考量：不同于苏轼的豪迈飘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洁峻切，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曾巩的散文平正温雅。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对他的评价就非常高：“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王安石在《赠曾子固》中这样夸赞曾巩的文采：“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而苏轼在《送曾子固公式越得燕字》中说：“醉翁门下士，杂公式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由此可以看出，曾巩入唐宋八大家，非无能充数之辈，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著称。《宋史》中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公元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
仕途虽无大进，但在实际工作中，曾巩讲究实干。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让他离开。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第二年，朝廷认为，曾巩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北宋1082年，曾巩丧母，因而罢职，公元1083年，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一代文豪曾巩逝去虽近千年，但其为人处世、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仍旧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