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长过程中，在京师十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堪称他脱胎换骨的最后一夜。在此期间，他与自己的“好色”、急躁、轻浮、骄傲、虚荣等等毛病相斗争，也不断地思索时局，避开了”名士梦“的陷阱，看透了未来的趋势……但却在曙光来临的那一刻跌倒了。这一跤才终于把他的所有毛病真正跌掉了。

曾国藩故居

曾国藩年轻时代：万中无一的幸运儿

曾国藩读书颇为顺利，在“道光萧条”的环境中衣食无忧地长大，还能读书科举，已经是特别幸运的事情了，何况他21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无异于凤毛麟角。须知，比他年轻的李秀成这类小自耕农，是要整天务农的，读得一点书已经非常不容易。

道光萧条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衰退。其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无法显著提高，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积重难返，造成社会上多出一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浮民，且通货膨胀率较高，导致普遍的贫困化。这背后实际上就是马尔萨斯定律在起作用。乾嘉时期的人口学家洪亮吉经过数据研究得出，当时的温饱线是：耕地4亩/人/年，布匹5丈/人/年。当时的马尔萨斯指标是：人口增长率/土地开垦增长率为20:5（《洪亮吉集》），可谓危机相当严重。归根到底，是因为闭关锁国造成了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技术和制度的两种创新无从展开。

清末北京

这种环境之下，整个社会上是一片哀嚎惨状，龚自珍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就在曾国藩出生的十多年前，还爆发过白莲教大起义。如此社会景象，曾国藩却致力于宋明理学，不断地以圣贤要求自己，多少有些奢侈和虚浮。这些理学也让他对日常社会有了隔膜，对生民之苦、救世之愿或者多少有些不接地气。

晚清老照片

曾国藩在京师：满怀名士梦想的儒生

现在查阅史料，只知道曾国藩在京师十年，主要是专注于宋明理学，与倭仁、吳廷棟、何桂珍等师从大儒唐鉴，研究二程朱子和清儒陆陇其。又因为他是湖南人，经世致用倾向强烈，很喜欢搞折中，以程朱为宗的同时，也不排斥阳明心学和横渠哲学。

章太炎曾说到曾国藩早年在京师的情形，说他行止甚为轻浮，并不是专注于古板的理学，而是“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又汲汲于功名，在权贵幕府频繁走动，并不像一个模范儒生，更像一个纵横家名士。这种性格他自己也有察觉，后半生尽力克服了，以中人之姿自诩，再也不敢逞名士范儿。可以推想，这其中必定遭受了挫折。他这个人在这方面远不如前辈王闿运、高心夔这类真正的名士。

章太炎《检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根深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清末 送葬队伍

曾国藩作为穆彰阿门生的故事，记载在《清稗类钞》里。该书是民国人徐珂所著，长项在于记载了大量社会实情，对士林掌故并不熟悉。但后世撰写曾国藩传记者，往往引用该书，强调他受到穆彰阿的提拔。这可能是有的，因为穆彰阿掌握了多年的科举大权，大多数人都是他的门生。但不可夸大这种提携的作用。这段经历对曾国藩最大的影响，还是形成了他的一定程度的开明思想，对外国并不怎么排斥，远不像左宗棠那么激烈。

当时的道光皇帝是主和派，其权臣穆彰阿亦主和，主战的汉族大臣主要是陶澍、林则徐，二人被后世汉族官员称为“陶林二公”，先后担任两江总督，代表着嘉道时期汉族技术官僚的崛起。但受制于道光皇帝，当时陶、林二公的主战思想还没有多少市场，甚至还时常受到道光帝斥责。因此，曾国藩在京师的年月里，朝廷是相对开明的，但十分的沉闷无聊，曾国藩虽然连续升迁，却没有多少功名壮烈的心情，在岌岌可危的局势中焦急的等待着。

《清史稿·宣宗本纪》：八月，陶澍奏英船再入內洋，或不遵約束，當嚴懲。諭以啟釁斥之。《清史稿·穆彰阿传》：穆彰阿當國，主和議，為海內所叢詬。上既厭兵，從其策，終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起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

清末老照片

最后的挫折

随着外患日深，道光死后，强硬派咸丰即位，大力任用肃顺等宗室主战派。这批开明贵族，包括文庆、文祥等，坚决主张消除满汉畛域，团结一致对外。这个时候汉族大臣的功名之路就彻底打开了。以陶澍、林则徐为首的汉族官员，与肃顺、端华为首的满洲贵族合力，于咸丰元年开始就拉开了对外强硬的帷幕。曾国藩这个时候非常急切地上疏，沉寂多年的功名之心异常激动，说话未免忘了轻重，终于在曙光乍现之际跌倒了。幸好这时候的朝廷上已经有了量大靠山。

《清史稿·肃顺传》：宗室肅順，字雨亭，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也。道光中，考封三等輔國將軍，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即位，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鑾儀使。以其敢任事，漸鄉用。咸豐四年，授御前侍衛，遷工部侍郎，曆禮部、戶部。……肅順日益驕橫，睥睨一切，而喜延攬名流，朝士如郭嵩燾、尹耕雲及舉人王闓運、高心夔輩，皆出入其門，採取言論，密以上陳。於剿匪主用湘軍，曾國籓、胡林翼每有陳奏，多得報可，長江上游以次收復。左宗棠為官文所劾，賴其調護免罪，且破格擢用。文宗之信任久而益專。

清末码头

肃顺延揽汉族名士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但他们对咸丰皇帝上疏时都强调要“善用人才”，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代表了道光后期朝廷上的一股潜流，那就是要大力启用汉臣。这股潮流实际上潜藏已久，还在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中，朝廷就已经发现八旗兵不可用，平定大乱全靠杨遇春、杨芳的汉军绿营兵。以后道光时期外患渐侵，内部萧条衰退，百弊丛生，陶澍、林则徐等一批技术官僚也在快速成长，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

这就造成了一种汉臣普遍崛起的态势，只待道光一去，他们就要掌握全局。曾国藩在这个时候已经二品官员，却表现得非常毛躁，上疏直言刚刚登基的咸丰皇帝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白白丧失了大好机会。刚好又逢母丧，于是淡出了朝廷。这就是曾国藩人生道路上跌倒的最后一个跟头，此后他就不再犯这种低级错误，连带那些在京十年的好色、急躁、骄傲、虚荣等等毛病一概都扔掉了。

清末上海

《清史稿·曾国藩传》：咸豐初，廣西兵事起，詔群臣言得失。奏陳今日急務，首在用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稱其剴切明辨。尋疏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熾，複上言：……又深痛內外臣工諂諛欺飾，無陳善責難之風。因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難言者，上優詔答之。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試江西，中途丁母憂歸。

一个人物的成长如此之艰难，曾国藩算是典型中的典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