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寥寥23字的《大风歌》,却写尽了刘邦一统天下后,清醒的头脑和忧患意识。汉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通常采用韵文并用的方式,达成借物写志的目的。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更是将文字的渲染力发挥到了极致,对卓文君展开了激烈的追求,成为了追求自由爱情的时代之花。那么极富渲染力的汉赋,为何一闪而逝,成为了时代的绝唱呢?
赋传承于楚辞,而成形于大汉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和楚辞有不解之缘,真正成形于汉代。大汉初年,汉赋也叫骚体赋,这一时期的赋和楚辞风格极为相似,代表人物是贾谊。
“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
贾谊学识渊博,深受汉文帝器重,但周勃等朝中旧将看不惯他,处处排挤。汉文帝无奈妥协,将贾谊逐出京师,去做长沙王的老师。在湘水河畔,心灰意冷的贾谊,想起了纵身跳入汨罗江的屈原,悲由心生,写下了《吊屈原赋》。
文中多次使用“兮”字,作为语气助词,写作手法和楚辞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贾谊并不认可屈原跳江的做法,他认为怀才不遇时,应当处江湖之远,而心念社稷。贾谊的思想中有着道家的洒脱自在,也有着儒家的心忧天下,其内容实际上和楚辞已经大有不同了。骚体赋形式上有着浓郁的楚辞风格,但内容上以汉初盛行的道家、儒家思想杂糅而成,两者形似而神不同。
大赋兴起,汉赋臻于鼎盛
西汉中期,特别是汉武帝年间形成的大赋,将汉赋推向了鼎盛,代表人物司马相如。其实,贾谊晚年的作品,风格就渐渐偏远了楚辞,有了一些大赋的味道。
“文景之治”后,武帝年间大汉府库充盈,国力强盛,汉赋以奇快地速度风靡全国。司马相如的出现,为汉赋注入了全部的灵魂,大赋正式形成。
今足下不称楚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
现在你不称赞楚王贤明仁义,反而大肆渲染云梦泽及楚地的辽阔,言谈举止间是奢靡无度的言辞,我认为这不是明智的做法。乌有先生以君主贤明与否,巧妙地击败了子虚对于楚国山川形胜的描述。《子虚赋》气势恢宏,景物迷离,词藻华丽而生僻,反映了西汉的雄伟辽阔,表现了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
大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气磅礴,善于运用夸张地手法,表现庞大的景象。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班固、张衡也是大赋的继承和发扬者。
大赋自汉武帝时期兴起,一直长盛不衰,这一局面持续到了东汉后期。但大赋也有缺陷,它通常由大量生僻词汇聚而成,晦涩难懂,且实质性内容极少。比如,汉武帝晚年沉醉于寻仙炼丹之间,司马相如写下《大人赋》进行讽刺,但汉武帝看完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
大赋用词过于生僻,且文章长篇大论,但有思想的部分极少,因此表现主题能力有限。自西汉晚年起,众多文学家对此深表不满,扬雄感叹作赋“童子雕古篆刻”。大赋弊端在于:引用大量生僻词汇,堆砌而成,却思想匮乏,说服力、传播力有限。
小赋一闪而逝,汉赋成为绝响
东汉末年,大赋渐渐走向末路,人们厌倦了它词藻华丽而生僻,精神匮乏的现状。蔡邕、祢衡等名士,减少了汉赋篇幅,且摒弃了相当一部分生僻词,进行改进汉赋。
这种诞生于东汉末年,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又篇幅简短的文体被称为“小赋”。小赋的诞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赋的精神内容,但以个人情怀为主,且有明显的士大夫阶层局限性。
这和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蔡邕、祢衡等名士,借用小赋大多表现个人情怀,讥讽当政者,表现出了对社会现状的严重不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诸侯之一,都对底层百姓的社会现状,进行如此悲痛的描述。可见东汉末年,百姓流离失所决不是个例,蔡邕、祢衡等人也多次讥讽诸侯混战,造成的社会混乱现象。
由大赋的绵长到小赋的精简,其创作背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一统政权汉王朝,走向了日暮西山的道路。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小赋一方面抒发个人情怀,另一方面讥讽时要。
纵使小赋相较大赋有了很大的改观,比如:语句易懂、篇幅缩减、思想丰富等。但小赋的兴起,并未能挽回汉赋衰败的颓势。究其根源,在于小赋只是汉赋的精简改良,本质上同样采用华丽的辞藻,而忽视思想的匮乏,传播力极其有限。
而东汉末年的诸侯割据,连年战乱,导致大量百姓丧失了家园,战火荼毒九州。悲痛的远不止蔡邕、祢衡等士大夫、名士阶层,广大的百姓群体需要的是一种:通俗易懂、渲染力强、表现形式丰富的新兴文体。而小赋只是汉赋的改良品,固然比大赋易懂一些,但仍不能和广大的百姓群体形成共鸣。
因此,东汉末年小赋的出现,也没能挽回汉赋衰败的颓势。由骚体赋到大赋,再到小赋,汉赋虽然在不断精简形式,充实内容,但它始终是晦涩难懂,仅仅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产物。在两汉光芒万丈的汉赋,终究只是时代的产物,一闪而逝,再无回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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