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战国时期，有哪些主要辩论学派？没有话语权儒家，远离政治权力道家，两面性墨家，外交纵横家应用哪些语言艺术？精心雕琢的辞令，灵活变通的修辞，严谨缜密的逻辑，精准攻心策略。

我国历史上有三大乱世，春秋战国持续500年之久，魏晋南北朝持续260年，还有割据半个世纪之久的五代十国，何为乱世？一是烽火连天的“战事”，也就是兵战队原有秩序的破坏和瓦解，另一种就是祸从口出的“舌战”，对原有话语秩序（言论秩序）的重塑。

在这些乱世，“舌战”艺术达到最高峰，影响力最大的时期莫过去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是思想家、谋略家和外交家英才辈出的时代，他们在春秋战国舞台，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特别是纵横家谋略家出现后，他们将《孙子兵法》中所提及的谋略演绎得淋漓尽致。

纵横家所依靠最主要的工具是语言，他们极其善于利用语言技巧，审时度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傲视群雄，纵横战国，例如商鞅舌战群儒，晏婴出使楚国，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等案例，其语言技巧简直都是登峰造极的表现。

我们来看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纵横家如何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于各诸侯国之间，如何说服君主获得权力，使国家富国强兵，进而影响整个战国格局的，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使秦国强大的商鞅，使魏国最先成为强国的李悝了。那么战国时期，外交纵横家都应用了哪些语言艺术呢？

笔者通过详实的史实资料，总结出有以下几点：

1.精心雕琢的辞令

在错综复杂的外交较量中，外交纵横家用词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国家陷入危难之中，因此这使臣不得不对所用的辞令进行精雕细琢。

《战国策·魏策》记载秦王与安陵使臣唐雎的对话，秦王曰“寡人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何也？秦灭一韩亡魏，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君，而君逆寡人，轻寡人与？”面对秦王的威慑，唐雎对曰“否，非若者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千里不敢易，岂直五百里哉”

唐雎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回复了秦王，既没有得罪秦国使国家陷于危难之境，又维护了安陵君的尊严。

外交辞令需要斟字酌句，如果对方盛气凌人，就要抓住要害进行还击，当秦王危言恫吓唐雎“你知道天子之怒吗，天子发怒，血流千里，伏尸百万，”这时候，唐雎也一改前面的委婉说辞，针锋相对地回复到“大王知道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流血五步，虽然伏尸二人，但能让天下人戴孝，现在布衣就发怒了”，说着说着，唐雎就要拔剑而起，秦王听了脸色大变，态度立马软化；在这里唐雎用犀利的言辞对秦王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

2.灵活变通的修辞

这些外交纵横家在进行语言艺术战争中，将语言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或者劝说的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有比喻、引用、拟人、排比、夸张等等手法把要说的事表达得非常透彻有力，非常生动

《战国策·魏策》记载，孙臣用“抱薪救火”的比喻劝说魏王，形象地指出了秦国的贪婪，以地事秦，无异于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止，但大王之地是有数的，但秦国之求是无穷尽的。苏秦劝说魏襄王和赵国合纵时，就曾应用《周书》中，“毫毛不拔，将成斧柯”的诗句，警示魏襄王当机立断，否则必有大患。

当赵国准备进攻燕国时，纵横家苏代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拟人故事劝说赵惠王，赵国攻打燕国，燕赵两国打持久战耗费内力，只能是强秦得利；苏代用委婉、生动的拟人典故将自己观点表达出来，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庄辛劝说楚襄王要勤于政事，发展国力警惕秦国时，用了大量的排比修辞，以蜻岭之死，将黄雀、黄鸽、蔡圣侯之死，语意层层递进，言语气势凌厉，一句惊醒楚襄王，最后庄辛之言被采纳。

苏秦在劝说齐宣王进行合纵时，用了大量夸张修辞手法，连用几个排比句将齐国的军事历史、繁华商业、地理优势等进行夸大描绘，形象地展示了齐国强大国力，让畏惧秦国的齐宣王增强了信心，最终决定与赵国合纵抗衡秦国。

3.严谨缜密的逻辑

外交纵横家辞令不仅委婉得体，蕴含丰富的哲理，还要必须做到经得起归纳推理。《战国策·魏策》记载，有人上书奏秦王不要攻打魏国，将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喻成蛇身的中身一样，当蛇的腹部受到攻击时，首尾都会来相救，当魏国受到秦国攻击时，其毗邻国家都会群起而救之，而此时山东的齐国、楚国、赵国力量都很强大，现在不是攻打魏国的有利时机。秦王看后，立即明白其中的道理，严禁缜密的逻辑推理到达了劝说的目的。

此外，苏代游说赵惠王用 “鹬蚌相争”的典故不要攻打燕国，否则两败俱伤，秦国渔翁得利；季梁用“南辕北辙”的故事劝阻魏国伐赵，都取得了劝说的成功。

4.精准的攻心策略

外交语言中无论使用什么修辞手法，无论采取什么劝说形式，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劝说能够打动对方之心，因此外交纵横家能够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把握对方心理。

《韩非子》记载“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只有把握对方心理，才能打开对方心理防线，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这些外交纵横家如何打动对方之心呢？笔者认为无非就是以下三点，动之以情打“人情牌”，诱之以利打“利益牌”，示之以害打“成本牌”。

动之以情，赵国平原君在赵国处于危亡之际，以兄弟之情、姐弟之情打动魏公子无忌，在真情的感人下，才上演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迹，挽救赵国。

诱之以利，天下熙熙皆为礼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战争都是由逐利性的，在劝说对方中，了解其所需，适时抛出诱饵，就不怕对方不上钩。燕国乐毅率五国之师攻破齐国后，要征伐楚国，楚国大司马昭阳劝楚王说，韩国地处于楚国北部，五国之师伐楚必须经过韩国，而韩王胆小怕事，又贪小便宜，昭阳抓住了韩王“好利而恶难”的心理，以利相诱，以威相逼，对症下药，果然药到病除，为楚国解除了五国合纵攻伐的燃眉之急。

示之以害，除了诱之以利外，示之以害也是有效的攻心策略，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外交纵横家深谙其道，在进行外交活动中，往往都用到“示之以害”的策略。

例如，齐国和楚国交战，小国宋国在齐国的恐吓下答应援助齐国，这时候楚国就派人劝说宋王“如果齐国战胜楚国，下一步就是兼并宋国；如果齐国不胜，那么楚国也将报复宋国”，楚国指出，不管秦楚战争谁胜谁负，对于宋国都没有好处，经过一番言辞劝说后，让宋王更加坚定了中立立场。

再如，当秦国要攻打西周时，周最劝谏秦王不要攻打西周，并罗列出了诸多弊端，如果攻打西周，势必会造成天下都孤立秦国，这对于日后，秦要统一天下是没有好处的，秦王听了自然会三思而后行。

​这些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是如何形成的呢？离不开春秋时期的学派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哪些学派辩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大思想影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影响这纵横家辩论语言艺术的形成。

儒家，孔子拥有话语却没有话语权

孔子首先是一个集大成的思想者，伟大的教育家，这个是没有疑问；在社会政治方面，孔子主张中央集权，各阶级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各行其责使社会达到和谐，孔子虽然是一个坚定的改良论者，却是一个失败的说服者，其主张一直未得到重用。

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孔子，但其政治生涯很短，直到鲁定公八年，孔子才开始做官，从中都宰，到司空，后来又做到主管司法的大司寇；此时，孔子提出削弱家臣实力，实际上就是削弱大夫势力，而这时大夫掌控国家权力，结果孔子被鲁国执政王季桓子疏远，只好离开鲁国而周游列国。

政治上失意的孔子，只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教育身上，通过授课将自己的主张传授给弟子，把自己的仕途期望转嫁到弟子身上，让他们成为自己理想的践行者和培育者。然而孔子用自己的“仁”“德”“礼”理论说服学生，说服了周围的人，却说服不了君王。

孔子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要是因为，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周天子权力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孔子所推的“仁”“礼”在自然也就失去了上层建筑的基础。其次，孔子提倡的“礼”“德”“仁”等一系列非战主张，与当时诸侯国兼并战争，逐鹿中原的现实是不相符的。孔子要通过“仁”“德”来劝服君王，结果孔子在鲁国并不受重用，鲁哀公经常问政于孔子，却不采纳他的主张。

道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儒家的孔子和墨家的墨子都信仰天，认为天最大；然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却认为最大的不是天，是道。老人认为天地间最根本是道，道是无为的，人也应该遵循这个道理，为政者也应该采取无为而治，去掉民中的智慧和欲望，顺其自然而生活，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大治。

《道德经》“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弱其智；实其腹，强其骨。使民无知无欲，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认为，道法才是人应该遵循的东西，“圣”和“智”的状态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圣人和智者只适用于少数人，老子所倡导的是让普通大众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并不是夸夸其谈圣人之道。

万物生长都有其规律可循，无论是人、地、天、道、自然都有其对应的规律，所以老子认为，所有事情只要按照它本来的规律去发展，去运行就可以了，如果强加上别人的意志，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作为执政者也一样，应该将追求“道”作为长远目标，不应该动不动就“兴兵”，一旦兴兵，则万物荒芜，寸草不生，对一个国家也一样，追求无节制的膨胀，只能加速其衰亡，例如，庞涓任魏国大将军时，连年征战，最终耗费魏国国力，使魏国从第一强国沦为二流国家，失去了与秦国争霸的实力，只能依靠合纵连横依附强国苟且偷生。

快活的庄子，如果说老子倡导的是小国寡民，那么庄子就是鄙视权贵的颠覆者，庄子生命的宗旨就是通往“逍遥”之路，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跟庄子所处的时代有莫大关系。庄子所处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霸，臣子争宠，士人争名，很多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毫无规则和道义可言，在春秋战国乱世，一个人可能终身碌碌无为，虚度一生；也有可能为君王效力，平步青云，更有可能稍不留神，就成为阶下囚；庄子对眼前的一切早已看透，他常用愤怒和极端来面对无奈的现实。

庄子吸取了老子道家思想精髓，又融合了杨朱学说的要义，将道家学派带入了一个玄幻的胡同，在庄子的文章中时刻都充满着辩论和辩术，特别是庄子关于时间维度的辩论，他认为，如果选择合适的参照物，任何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大，也可以称之为小，由此可知，庄子将辩论术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样是道家学派，老子是温和派，庄子是激进派，老子是改良派，庄子却是改革派；但是道家思想从未真正进入权力中心，不纵横于政治，却纵横于思维中，纵横于天地间。

墨家的两面性

孔子是私生子，墨子出身于贵族，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对贵族不同的态度；孔子崇尚“周礼”，重视等级；而墨子却讲求平等的“兼爱。”墨子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学说都以为国家和人民求利为宗旨，都是讲如何施政的？春秋战国时期，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靠军事实力，宗法制度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墨子内心希望和平，他一方面鼓吹罢兵言和，期望消弭战争；另一方面他也研究守御城池之术，以帮助弱国加强国防。墨子不希望战争所带来的生灵涂炭，百姓朝夕不保，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的国家关系要么是大国欺负小国，或者小国依附大国以求自保，要么小国就被兼并；小国要想自保，光靠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万万做不到的；除了让大国停止进攻小国之外，墨子认为只有小国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拥有绝对优势的防御体系，才能立于不亡之地，这就是墨子“非攻”思想的一种体现。

在所有学派中，只有道家展现出了很少功利主义思想，道家怀揣忧国忧民思想，却离统治阶层越来越远，儒家想回到周朝“礼制”就是功利，各大名家重物号辩也是功利，其他学派或多或少都带有功利色彩，但他们都不是功利主义代表。

唯独墨家是功利主义代表，因为墨家毫不掩饰自己的功利意图，没有披着仁礼智信的外衣，在这点上，后来的法家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

墨子游说都用了哪些方法呢？墨子在游说楚王过程中，打出了“人情”牌，将邻里之间的关系放大成两国之间的关系；墨子在游说公输盘的时候，打了“国情”牌，墨子指出楚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扩张版图，而是增加人口，楚国若是攻打宋国，会造成楚国人口骤减，这是一场胜负未可知的不义战争。当楚国想攻打宋国时，墨子游说楚国国君时打出了“军事实力”牌，墨子指出宋国防御能力很强，两国倘若打消耗战，身为大国的楚国没有必要这么做。

最后墨子又打出了“战争成本”牌，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让楚国最终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墨子之辩，结合了人情、国情、军事实力、战争成本等多方面利益因素，凭着辩术，消弭一场战争。

总之，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两面性，最后都被纵横家的谋略所应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活跃着两类为辩而生的人，一类是诸如惠施、公孙龙等这样为辩而辩的人，另一类是苏秦、张仪、公孙衍这样将整个大国关系都置于舌尖的纵横家。

我们回过头来纵观历史，每逢大乱世，总会有一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各诸侯国、各军阀、各藩王等势力中，通过他们的“舌战”闪现出人类战争史上智慧的光芒，这些人擅长外交斡旋，内政方略有专攻，对人性透彻的理解，对局势精确掌握，对时机敏锐把握，使得他们甚至能够通过说服君王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战国七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其邦交过程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些娴于辞令，工于心计的外交纵横家来完成的，他们凭借高超的语言艺术，能敌百万雄兵的三寸不烂之舌，在战国时期掀起一次次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画面。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