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
我第一次见到老舍，是1935年，在青岛。那年，他应国立山东大学之邀去任教，恰好头一年，我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离开青岛到山东临清中学教书去了。虽然我没有赶上受他的教导，但我和老舍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到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尊师之感全没有了。
青岛，因为山东大学在这里，聚集了不少有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由于爱好相同，情感融洽，老舍、洪深、王统照、吴伯箫、赵少侯诸位，我们趁暑假的机会，不时聚在一道谈心，并辟了个小小的文艺园地《避暑录话》，附在《青岛民报》上。我和老舍相识、相交，至死不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33年7月，我的第一本诗集自费出版了。一个无名小卒想出本书，比登天还难。这本《烙印》由闻一多先生写序，王统照先生做出版人，他们两位既出了力，每人还出了20元钱作为印刷纸张费用。出书不久，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上，一期刊登了两篇评介文章，一篇是茅盾先生写的，另一篇是老舍先生写的。老舍评诗，不但别人，我自己也为之既惊且喜。评文也很别致，他说：“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我愿又臭又硬。克家是否臭？不晓得。他确是硬，硬得厉害。”由于这两篇评介，书店才接受了《烙印》这本小小诗集，我也算登了龙门——上了文坛。
当时我所以“惊”，因为我觉得老舍是小说家，对诗，特别是为“名流学者”所看不起的“新诗”，不但看，而且看了还要发表议论，实在是万万想不到的！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当时并没有完全了解老舍，他不但是多面手，面面通，而且面面精！他的诗名，多少为他的小说和戏剧所掩盖了。老舍也是诗人。他能诗，不只是才华上的，而是气质上的。他新诗也写，有长诗《剑北篇》为证；旧诗写得很好，有才情也有功力。
有一次，我去拜访老舍，他把我引到他楼上的写字间里，我们二人并坐，随心所欲地漫谈。他说，正在想写一个洋车夫的故事。他并没有谈故事的内容，当时我暗中惊异，您怎么了解一个洋车夫呢？不用说，这就是后来的《骆驼祥子》了。当时我对老舍既是著名作家又是大学教授的身份和声誉，是欣羡而又倾倒的。他大概察觉到这一点，意味深长地说：“一家几口，是要抓一个饭碗的呵。我这个‘教授’，肚子里没有什么货色，两个礼拜，顶多两个礼拜就倒光了。现蒸了现卖。有的作家当教授——”他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哼”了一声幽默地说：“两个钟头就光了！”
1937年“七七”，我在北平听到卢沟桥打响了抗战的第一炮，10月间，我到了济南，在警报的空隙里，我去看望老舍。这时他在齐鲁大学任教，离乱中更觉到友情的可贵。1938年三四月间，我从前线到武汉去。南京失守后，文艺界的朋友们云集在这里，自然也包括老舍。“絜青和孩子们在一起吗？”我问他。他带点感动地回答说：“没法带她们出来呀，谁照顾谁呢？”他微微向上注视着什么似的，然后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呵！昨天，我在医院门口看见一个从前线下来的伤兵，面黄肌瘦，半身是泥土和血迹，大腿被打穿了。他不叫苦，很镇定地斜着身子，不能坐直。他忍着疼，不吭一声。大家对他充满了尊敬的感情。看看他这神态，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大有希望，种种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接着说：“我要用手里的一支笔为神圣的抗战服务，我不能到战地去，已经很抱愧了。”他告诉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已经成立了，号召“作家下乡，作家下厂，作家入伍”，“一个文艺作家，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不到生活里去，试问，你能写点子什么呀？”
老舍，就是这“文协”的总务部部长。“文协”是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左、中、右派都有。老舍的担子可不轻，好在有党的领导，周总理亲自指挥。统战工作本来就不大好办，何况“文协”这个民众团体，经费还得仰给于人。所以，大家对老舍有一句评价：“外圆内方”。“外”不“圆”，就转不动；“内”不“方”，就丧失了立场。
“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由老舍主持。出版文艺丛书，也是他负责。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他是总管。这就得“任劳”，还得“任怨”。他的气度比较大，能装得下事，容得下人。但他办事认真，不和稀泥。有一次，“文协”参加慰问伤兵，募集了一批书籍，临出发了，出了差错，老舍大生气，当着大家怒斥做秘书工作的青年：“这是严肃的工作，不准你吊儿郎当，你是干什么的？误了大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舍大发脾气，以后也没再见过。
1946年，抗战胜利第二年，老舍即将去美，来信希望行前能和我见见面。于是便到离“文协”不远的北方餐馆“天霖春”去吃芝麻烧饼，一个人一杯小酒，其实是借酒话别而已。地角天涯，一别四载。在来信中，他说：“住在纽约，十里洋场，够热闹的了，我却一个人独守空房，寂寞难耐。”从这样几句话中，可以体会出他内心的情感与况味。
1949年年末，老舍回国。他来看我，坐在小沙发上，絮谈他在美国的枯寂，对祖国、朋友、家人的怀念深情。“回来一看，变化多大呵，真叫人高兴！我觉得，好似心里推倒了一堵墙……我的这条不大听使唤的腿，好像也活便了一点。”我和老舍同住东城，同在作家协会工作，此后的17年，在会议场合，在他的家里，时常晤面，不时过从。他身兼好多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一口也说不清楚，工作紧张，交往繁忙，座上客常满，但是他那支笔，始终不停。
老舍爱朋友，广交游。他重友谊，不论地位、声名的高低。老舍，对人生是乐观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喜字画，好养花。他收藏字，自己也练字。他给我写了三个小幅，二横一竖。竖的写的是“学知不足，文如其人”；横的一是“诗人之家”，一是“健康是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彼此不见面。彼此默默互相挂念。有一天早晨，电话铃响。“我是老舍。”劈头一句，声音低颤。“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听一位参加批判大会的同志说，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我与老舍相交几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他的电话声，还在我心头缭绕，噩耗突然来到了我的耳中。我心如刀剜，欲哭无泪。
乌云飘过，仰望碧空，星光万点。有一颗，亮晶晶的，那该是“老人星”吧？望着它，我遐思冥想，想起了老舍——我尊敬的长者、亲密的朋友。
（本文选自《友情和墨香》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