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一生，有两件大事，打在心灵上的烙印最深，给我生活、思想、行动的影响也至巨，成了我永难磨灭的两大“情结”。这便是抗日战争和反右派运动。
抗战八年，可以说，无论什么罪——苦、累、烦、险，急难焦虑，生关死劫，都受过了；熏过一回毒瓦斯，还落在鬼子手里一次，但都闯过来了。大背景是全民受难，大家都奋斗，都吃苦，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个人星点遭际，有什么值得絮叨的呢?
然而，永远难忘的是那些浴血英雄，是那些慷慨捐躯的烈士。他们没有计较过衣食男女之事，没有追求过功名利禄之私，即使死去了，也没给自己或亲族留下私财私产，最后拥有的仅仅是祖国大地上的一黄土!可正是这个赤条条，才显出他们那牺牲精神的纯洁神圣、伟大崇高!如果说人性，还有比这种人性更高尚的吗?
我是个幸存者。我幸存而且分享了先烈们创立的荣光，靠的就是他们用破碎的头颅和躯干搭桥铺路，奖掖提携，使我熬过来了!以此之故，我的绝大多数作品，我的主要小说，都是写他们的，特别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那民族灾难的深重，那残酷艰险的极至，都大出人们的想像，所以，我的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一集短篇中的大部，以及我四部已摄电影中的三部，都是写这次“扫荡”的。除去它们，我几乎就没有了作品。
这就是我的抗日“情结”，是我这个人的主要侧面之一。
反右派运动之所以成为我的另一“情结”，就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中年以后的命运。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尽管很难相信，却眼花缭乱，迷迷糊糊。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又几经天旋地转，才慢慢有点明白，于是忐忑地、间隔地写了几篇文章，这便是十多年前所写《我的喜剧》系列。直到过了七十岁，已入沉沉暮年，时常听到人们对“阳谋”现象的研议，才又有些新的感悟，《昨夜西风凋碧树》由此形成。所有这些，从本质上看，都是反映着我的“反右派情结”的。
我以为，“阳谋”之所以比阴谋更可怕，就在于它的“阳”。搞阴谋，是必须蒙蔽阳光，躲人耳目，弄些遮饰手段，并在暗箱中操作的，其影响作用当然大受限制。而“阳谋”，却能凭借官权之威，领袖之望，向全党全民广发号召，大作动员，乃至公开抛弃道义，驱赶人们自投罗网。那些单纯赤诚、忠心无二的后生小子，甚至不经任何思考，便信实而上钩了。倘不用“阳谋”，何至如此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而“文化大革命”，益发变本加厉，如法炮制，这才酿成了双倍残酷的全民族空前浩劫。数十年沙场征战、谙于政争的英雄豪杰及无数才俊，不但不能反抗和阻止，且眼睁睁地一个个纷纷跌倒。此情此景，尽管已过去了二三十年，仍不能使人们的记忆有任何淡化。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截，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而“阳谋”，与我们党的宗旨和性格，是完全格格不入的，相去十万八千里的!
刚刚崭露头角的“失败学”告诉我们：如果对失败粗心大意，不去认真总结和记取教训，那么，“严重事故”继续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乃至“重演”。所以，我们对个人迷信，对封建主义，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必须时刻严肃地警惕它，揭露它，扫除它!既要不厌其烦，又须有股子缠磨劲头，一直缠磨到伟大的五四运动所提目标的彻底实现为止。
我的两大“情结”，前一个是自愿养成的；而后一个，则是被迫形成的了。我们中国人喜欢论阴阳，如果后一“情结”是“阴”，那么前一“情结”便该是“阳”。倘不与“阴谋”、“阳谋”相混，而使阴阳合一，那便是我这个具体的人了。知道这一点，对了解本书和我本人，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此书主干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自今年年初发表以来，半年间，接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或电话，有八十余封(个)，多数表示了勉励，除《长城》上有十五篇“笔谈”外，由刊物和报纸加给的相关按语，也有五条之多，有的按语甚至说，它“在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实出我之意料，连我影响较大的《小兵张嘎》，也不曾获得过如此赞誉。于是朋友们督励我：“乘势追击”，把“故事”继续往下写。他们以为，党外生活二十年，当有更多的“戏”好看。
其实，我在前十多年写的《我的喜剧》中，有不少篇章，便是对那阵子“党外生活”的回忆。但由于每篇一题，每题一事，中间缺乏串联，未成体系。加以写时心境时变，情绪不同，还有时开点玩笑，杂些点染，有的读者便把它们当做小说来读。若究其内涵，无一不是作者亲历亲见，与《昨夜》一文实是一脉相通的。试看那些精妙的情节，岂是我这等笨拙机械的头脑编造得出来的?这次，便把它们加工一番，作为人生纪实，权充“故事后面的故事”，以为本书添一点“新鲜”和“复杂”。
在前面提到的朋友来信来电(话)中，也有对《昨夜》的批评。如一位朋友说：“前面写的还可以，只是后面不应那样写。”语气颇平和，让人感动。但似乎言外还有意，未能把话说完。于是我想，在那文的结尾，我曾郑重声明过，全篇文字之用意，只在最后那段话，此外“岂有他哉?”不这样写，又该怎样写呢?还有另一位同学，劝我“站得更高些”，当然一片好心，但经思考之后，我只能苦笑：我怎能自甘堕落，不愿站高呢?可我也就是刚从趴着的状态跪起来，身子还不曾站直，如何会站得更高?同学的好心实在让我勉为其难了。
至于全篇文字，也略有增删。经朋友们查对指正，原文中有些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都据实改过了；有些因我之粗枝大叶，没有说清或说准的，也逐一补正过来。我很知道，读者朋友们是喜欢真确的，也只有真确，才能引起真正的信服和愉快。近日有位年轻的同学，写文章评我是“生活型作家”。很对，我很乐意接受，就算是“记录生活”或“照抄生活”吧，也并非对我的贬低。自学习写作以来，我一直信奉：生活是第一性的，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缺乏联想和哲思，只要我活着，当然要努力充实补足，但那毕竟是第二性的。
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他们的精心精意，使此书得以出版，这也许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本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