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与太监谁的权力大？明朝竟然是这样被内斗打翻

左光斗画像

“保密如对弈，一着疏，全盘输。”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自古亦然。明代“铁骨御史”左光斗，是传统社会官员“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通观其一生，竟成之于密，亦败之于密，不能不令人掩卷沉思。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号苍屿，明桐城县东乡（今铜陵横埠）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亦即大明内阁的文秘官员。内阁是明代中央政权的中枢系统，国家最高军政机密大多经由中书之手，左光斗守口如瓶，宵衣旰食，从而在官场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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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一年（1613），左光斗擢升御史台，后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明季官场卖官成风，处在执法、执纪位子上的左光斗，巡视京城时一气查处了100余名假官。无论这些假官的“靠山”多硬，左光斗都敢于较真碰硬，成为令徇私枉法者不寒而栗的“铁骨御史”。左光斗的家乡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将其概括为“好斗敢死”。“铁骨御史”左光斗的官场风格，显然深受民风的熏陶。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岗位上的官员，仅以耿直是难以履责的，左光斗更有着独有的性格优势。

清初著名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这样评价杨涟与左光斗：“杨径直，而左沉密。”杨涟是明代著名谏官，性格刚烈，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大炮”。而左光斗则与之性格互补，既敢打敢拼，又深藏不露，有着强烈的保密意识。左光斗在与同僚的往来手札中，往往会以这样一行字结尾：“览毕焚之，焚之！”唯恐对方疏漏，左光斗时常还会添注“切切”二字。

左光斗密札

古人文字惜墨如金，文字无多的一封手札，左光斗不惜着以两个“焚之”，其保密意识可见一斑。以职责自警的左光斗深知，公务失之于密，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泰昌元年（1620），明光宗朱常洛突然暴毙。明光宗宠妃、太子朱由校养母李选侍，以皇太子年幼为名赖在乾清宫，并图谋进一步“称制垂帘之事”，企及“武则天再出”。左光斗与杨涟及内宫太监王安等慎密运作，出其不意地于后宫抢出皇太子，保证了天启帝朱由校顺利登基，最终再将李选侍赶出了乾清宫。“移宫案”尽管震动一时，但由于群臣谋划周密，实施过程实有惊无险。左光斗、杨涟、王安等分属内外臣，联络不便，环节纷繁，但由于事先严格保密，每个细节滴水不漏，移宫行动时，李选侍及其党羽措手不及，明朝的皇权交接顺利完成。

明代太监塑像

“沉密”成就了左光斗的事功，天启三年（1623），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但一向“沉密”左光斗，同样也有不“沉密”的时候，并由此为东林党招致极大的麻烦。

天启四年（1624)，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向吏部推荐了阮大铖，并密函告知了阮大铖本人。此时的阮大铖，是个十足的才子，距《明史》中的“奸臣”相去甚远。左光斗主动为阮大铖谋官，并不惜“泄密”，既基于阮氏的资历与才华，也不可避免地混含了乡情与友情诸因素——阮大铖亦为桐城人，左、阮二氏素有交情。人情社会，泄密有时是一种不自主的行为。

左光斗的推荐，遭到东林魁首顾宪成及吏部尚书赵南星的否决。吏科都给事中“品卑而权重”，属敏感职位，需要物色深具保密意识的人选，而阮大铖“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性格张扬，遇事叭啦叭啦全倒出去，阮大铖确实不适合。用人所长，人事（吏科）需要保密，工程（工科）需要透明，东林党领袖拟改城府极深的魏大中出任吏科，让阮大铖出任同级别的工科。

明代太监塑像

重用受挫，阮大铖心生怨恨，转投了阉党魏忠贤。性格本外向的阮大铖，这一次接受教训，“保密”工作做得极好——阮大铖本不熟悉魏忠贤，他通过朋友傅继教，找到了其密友傅櫆，经由傅櫆找到其密友傅应星。傅应星是魏忠贤的外甥与养子，最终搭上了魏忠贤这根线。费尽周折，严格保密，阮大铖大获成功，如愿地当上了吏科都给事中，东林党也从此增添了新的对手。

天启四年（1624）十月，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在魏忠贤的密谋下，天启帝严辞切责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的领袖与骨干，多名东林官员被免职或辞职，一度占据上风的东林党输给了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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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与“败”，是两个内涵不的概念。这一回合输了，下一回合可能赢回来，东林党酝酿反击阉党。十月三十日，左光斗拟就《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严厉弹劾阉党成员。所谓“二魏”，即阉党领袖太监魏忠贤与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魏广微。

这是一封颇具“杀伤力”的奏疏，“二魏”同党看似寻常，其实性质严重：魏忠贤属内臣，魏广微属外臣，内外臣勾结，是明太祖“祖训”中极为禁忌的政治事件，“交通”二字极易挑动天启帝的敏感神经。《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如送达皇帝手中，即便不能铲除阉党，对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走向，势必会形成很大的影响。

明代太监塑像

让左光斗始料不及的是，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了——左光斗的《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拟于十一月二日上呈。但十一月一日，左光斗接到了去职的圣旨，上奏言事的资格就丧失了。

时间怎么这么巧呢?原来，左光斗遭遇的严重的“泄密”事件。而“泄密”者，竟然包括一向“沉密”的左光斗自己——左光斗有个家奴叫福生，京师人，平时不离左光斗左右。正是这个“身边人”，轻易地窃知了主人的密折，又迅速将内容密报了魏忠贤。先下手为强，魏忠贤再一次在皇帝面前做了手脚，左光斗失去了反击的机会。

明代太监塑像

这一“泄密”事件，不仅中结了左光斗的官场生涯，更让其付出了血的代价。魏忠贤细读左光斗的《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日夜惊惧。东林党一旦复出，自己的后果不堪设想。不对东林党骨干斩草除根，自己都将永无宁日。

魏忠贤被“秘密”折磨了近半年，天启五年（1625）三月，主意出来了——魏忠贤借“广宁失陷案”，罗织出“熊廷弼行贿案”，又假“熊廷弼行贿案”弄出莫须有的“左光斗受贿案”，将罢职回乡的左光斗逮捕至京。方苞《左忠毅公逸事》载：锦衣卫诏狱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杀人灭口，秘密永远就成了秘密。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诏狱为狱卒所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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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御史”蒙冤惨死，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冤案竟由一桩“泄密案”引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保密果真如对弈。人性的弱点，左光斗很难预想，最可怕的风险会来自身边，抑或乡情、友情与亲情。百密一疏，令人唏嘘，又何尝不时刻警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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