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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紫色的喜好，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一个时代比两宋年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了。
北宋年间紫色的“禁用—僭越—度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宋年间紫色的“禁用—僭越—度情”反复出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九日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咸有等。盖远年以来，颇成逾僭。”于是，“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断。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
在此之前，唐代品官袍下加襕其颜色和品级是一致的。唐太宗年间，长孙无忌建议服袍者袍下加襕并根据官品各以色彩，庶人用白。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表现可以看到，作为没有服紫资格的品官和举子，已如唐高宗年间公然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僭越者那般，于绿袍及白襕下服紫，其严重性在宋太宗看来，和唐高宗年间的态度一致，应该断然禁止。但宋太宗的禁令下达不过数年，端拱二年不得不又再下一诏强调禁紫，也就是说，好紫滥用之风又慢慢重现了，以至于宋太宗不得不再次重视这一现象。这一次，我们看到，滥服紫色的层面已经扩大化，比太平兴国年间更为变本加厉，对于紫色的热爱和僭用几乎无视禁令。到了端拱二年，好紫已经泛滥得逼着宋太宗不得不下诏禁止僭用紫色，“县镇场舞诸色公子并庶人、商贾、技术、不系官伶人， 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连低下至伶人者也服紫色，这对于色彩结构的监护者来说，不禁恐怕也说不过去。然而，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宋太宗恐怕想不到，在他当政的这二十多年里，对于紫色的僭用，居然要他数次下诏。
至道元年的这一次下诏是最后一次，却是无可奈何之下的一次妥协，“度情”之事在现实的作用下，不得不为。“元年六月，复许庶人服紫。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 “时俗所好”表明，这几乎已经成了宋初的一种色彩流行，由于“冒法者众”，惩罚已经成了一句虚话，既然无法禁绝，开禁也许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宋朝，有识之士对此已是多有讨论，叶梦得《石林燕语》录其事，虽只是略加讨论，但态度却较为明确，直指其非。
宋太宗开的这个口子在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于紫色的禁用还考虑到“恶紫之夺朱”、“以间犯正”的话，那么到了宋仁宗晚年（嘉祐年间），紫色所“夺”的色相，可就不是以“朱”为代表的正色那么简单了。此时的紫色色相已变，所夺的竟是“玄”了：“传曰： 恶紫之夺朱。然则紫之色可见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著其说。后又为黑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盖色得正也。”
近于黑色之紫，和玄色之间极易混淆，黑紫和此前带着鲜明赤色倾向的紫色的区别有些大。黑色倾向的“紫”在统治者，如此后的宋神宗看来，已经不是真正的紫色了，真正的紫色即所谓的“正紫”，应该是带着鲜赤倾向的紫色。
嘉祐七年宋仁宗不得不再次下诏对紫色进行一番拨乱反正，“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禁天下衣黑紫。初，皇亲与内臣赐衣紫，皆再入为黝色。后士庶浸相效而言者，以谓奇袤之服。宜禁绝之。”对于原来所赐紫色，皇亲内臣们居然已经不再满足，竟试图自我改变，并由此引起民间的另一阵“黑紫”风潮。连御赐的紫色都敢擅自作出改变，可见皇帝的权威在此已经出现了某种质疑，而紫色想必在宋太宗至道元年开禁庶人服紫之后运用泛滥，已经在社会、世俗中失去了原来高高在上的符号身份。因此，这种自我改变只不过是皇亲内臣试图与泛滥的“正紫”拉开距离，并找回其所获赐紫色的尊严和等级。这已经不是宋仁宗所说的“奇袤之服”这么简单，简直就是黑紫夺玄了。
在《云麓漫钞》中，我们看到当时人对此事的看法。黑色倾向的油紫被附和为“犹子”之说，竟被指向了皇位继承这种敏感的大事。著作佐郎甄履《继圣图》所谄媚的正是此说，好在宋英宗对此较为清醒。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年宋仁宗的禁绝并没有奏效。英宗一朝只有短短四年，黑紫色依然大行其道，宋神宗继统九年之后，禁用之事才重新提起，“熙宁九年，禁朝服紫色近黑者”。此次禁用的力度想必极大，从此黑紫色之用消沉，紫色重新回归它一直以来的色相，即回归到色可夺朱的早期状态，回到它本来应该处在的位置上。当时将这一颜色称为顺圣紫，谓其“盖色得正也”。这里的“正”并非正色的“正”，而是合乎伦理的、作为间色的紫色最具根源性的色相表现。“黑紫夺玄” 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色彩的未遂政变，可供讨论的其实更多。
南宋年间紫衫与凉衫的出场及讨论
两宋年间另一次关于紫色的反复讨论、禁用、度情的状况出现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但此时讨论的对象却是作为戎服的紫衫。
宋高宗绍兴九年八月十七日，朝廷上展开了一次有关紫衫的讨论。在大臣们看来，靖康之后，兵马扰攘，时局不稳，为了方便行事，也有全民皆兵之意，世间多用紫衫戎服，所谓的等级上下、文武分别等事尚无暇顾及，其情可原。但此时偏安一隅也已十几年，是时候重新讨论、理清等级、伦理、结构的时候了，以重树道统，重塑汉官威仪。但其实紫衫虽为戎服，在宋徽宗年间被用于士大夫日常所服已是常例，并非宋室南渡、军旅倥偬之无奈之举，紫衫早已是士大夫阶层常用服饰了，其地位甚至只在深衣之下。绍兴九年的讨论，并不只是“戎服”和“文治”这么简单。这恐怕得从紫色戎服的前世今生谈起，其涉及的， 还真和汉官威仪有关。
沈约《宋书》中记有汉朝制度，“金紫”虽非武职人员专用，但关系却极深，比如为各级军方人物所授予的“金章紫绶”。“金章紫绶”是一种装饰，其身份认定的符号意义十分明确，无关实用。
三国年间与诸葛亮齐名却命运不济的庞统，梦想的正是这事关功名的“金章紫绶”。《世说新语》中庞统和司马徽的对话里，“金章紫绶”可谓是他的目标追求：“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凤雏虽负大志，可惜的是，落凤坡下，一切皆为尘土，庞士元只望见紫色的边，却无福消受了。
紫色戎服较早便被使用，隋用北周制度，明令武官皆可服用，作为戎服甚为确切，连隋炀帝冬狩也同样服用，取其军中用事简便。唐初承隋制，在某些做法上又更进一步，军中开始有赏朱紫的做法，从此开始了色彩历史上非常有趣也极为复杂的现象——“假绯紫”，以及此后的“借绯紫”。宋神宗年间，武官和内侍是同等的待遇，一为护卫者，一为亲近服侍者，如“元丰元年……武臣內侍皆服紫，不佩鱼”。
而宋高宗绍兴年间的这次讨论，和两宋历史的尴尬相关，那就是两宋总是要无奈地面对北方的强邻和侵扰者，从这一点看，在偏安之后社会初获稳定的情况下，事关社会结构稳定的讨论其实是有必要的。
而辽和金对于紫色，无比喜好。色调鲜明的紫色对于辽、金而言，几乎是一种象征，汉人称之为“北紫”。辽代用紫普遍，在其国服中应用极广，《辽史》中记其衣冠制度，从皇帝到臣僚，从“国制”到“汉制”，所用计有“紫带、紫窄袍、盘紫、展裹、紫皂幅巾、紫窄袍、紫衣、紫袍”等，紫色满目，其喜好可见一斑。而在《金史·舆服志》中，记其造六车成后，连管押人员及驾士、宫人等都是一身紫色。从皇帝公服、朝服皆有紫，太子有紫袍，文官五品以上服紫，而武官则不论等级，一众服紫。
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势紫色，到了宋孝宗淳熙年间甚至成为南宋社会中的一种色彩流行。“淳熙中，北方染紫，极鲜明。中国亦效之，目为北紫。盖不先染青而以绯为脚，用紫草极少，其实复古之紫色，而诚可夺朱。”两宋一贯重文治而蔑武功，南宋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守势，但在文化上却仍然具有相当的心理优越性。身为间色的紫色，作为色彩系统中正色的配角、护卫的角色，在此很容易成为一种替入的方式，比如两宋之为正，辽、金之为间；两宋之为上，辽、金之为下。在南宋的政治、文化维护者看来，紫色作为品色衣有它应有的等级尊卑，但它更多的时候却是作为戎服被使用着，紫色太盛，所引起的回忆对只据半壁江山的南宋人来说并不是太美好。虽然北紫鲜明可爱，但维护者考虑的并非是简单的、身体性上的视觉感受。正如《云麓漫钞》所言，北紫之色鲜明得“诚可夺朱”，南宋的统治者所虑，恐与此有关。
宋朝尚赤，赤为朱而北紫戎服强势夺之，这种考虑也许早就在各自的计算之中了，金朝的统治者在定下金行“尚白”之时，对此已多有讨论，虽然只是讨论金和火、白和赤之间的利害关系，表面上并未涉及紫色的讨论，但以紫夺朱的说法，对于一贯以来喜欢附和的统治者来说，难免会是运用色彩的影响因素。加之草原民族对紫色天生的喜好和崇尚武功，紫色在南方汉人眼中早就成为北方民族的色彩象征了，从辽到金，再到后来的灭亡南宋的元朝，莫不如此，还真是“北紫夺朱”了。这真是巧合，也是后话了。
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参知政事魏良臣言除诸军将校许服紫衫外，自余并依承平服冠带之制”。此时离绍兴九年关于紫衫的讨论已经过了十六年，可见，那一次讨论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和改变。汉官威仪在于等级分明尊卑有序，这种具有扰乱文治秩序的戎服紫衫可以有这样的生命力，真不是制度建构和维护者们那么想当然的。但这次宋高宗下了决心，在第二年，即绍兴二十六年再次下诏严禁紫衫，“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于是，紫衫重归秩序，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不得再用，白色的凉衫取代了其作为便服的角色，出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中。
然而，白色此次充当主角的出场却是个悲剧的结果，对于白色而言，福祸转换实在太快。由于紫衫被废，一下子全国上下白茫茫。而白色虽然素雅，也甚合读书人的品位，但终究在中国色彩的历史中一直和死亡有关系。于是，很快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在他们看来，白色的“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大行其道实在是不适合。礼部侍郎王曮上奏，要求依然保留紫衫的使用。
白色无奈地被推上了舞台，却又很快地退出，紫衫又顽强地回到了它的舞台，正如在此前宋太宗年间，由于时俗所好，冒法者众，而不得不对僭用紫色开禁一样，这一次的理由其实也差不多一样，“人情终趋简便”是一种现实，和宋太宗的度情而处一样，宋高宗也采取了相近的态度，同意了王曮的建议，于是禁用凉衫。
从所谓由于色彩浅素而“极焉可憎”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道统维护者的角度而言，作为正色的白色在使用上有着天生的劣势，即它和死亡的关系太过密切，其可憎的并不是白色在身体性的色彩反应上产生问题，而是与死亡相关的“不祥”。当白色已经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结束、收藏、洁净、死亡的代名词时，虽然它作为正色在色彩系统结构上对紫色有着天生的优势，然而当中国人将社会生活的重点及希望落实在“活着”的现实之时，作为死亡的符号表征之一的白色，就成了道统维护者必须特别关注的。
作为便服的一片白色所产生的文化、色彩、心理效果总是让人产生某种不舒服、消极、不祥的感觉，而作为奋斗者的符号化色彩的紫色， 却是一种活力的象征。在色彩结构和象征意义明确的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哪种色彩作为便服的使用色，所应考虑的其实极为明确，对于“白” 或“紫”的选择，就是选择“生”或“死”的问题了。对于一个王朝自身的选择来说，回避不祥也是常情。
至此，紫衫作为戎服的身份被改变了，完全融入南宋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南宋初年，社会从兵车杀戮的不安全状态到初步的稳定， 此次关于紫衫的讨论和禁用、开禁，以宋高宗的度情而处打住，其情况及时间段，其实和北宋初年宋太宗所经历和考量的是有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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