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
老历三月四月，我一直在外游荡。行行重行行，从南方到北方，再从北方到南方，许多古迹在行程中一一进入了我的眼帘。到嵊州，拜谒王羲之墓园成了首要之事。
此时正是暮春之初，要是往日，这位书圣肯定又兴致勃勃地与一拨朋友吟咏踏青去了。可是如今，他长眠在青绿之中，再也呼唤不起。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与自然规律抗拒，作为物质的肉身，迟早要作为一抔黄土。只是作为书圣的精神，却穿越时空，为后人感怀不已。面向这座简约古朴的墓葬，鞠躬凡三次，我就慢慢踱到墓地后边的小山坡，此时绿意盈野气息清新，周遭是这么地清旷和安宁。我环顾四周，感慨不由自主升起：王羲之不仅精通“八法”，对于地脉风水，也不次于行家了。你看吧，从墓地远眺，五姥峰苍茫肃立有如前导，卓剑峰、香炉峰左右环拱卫护，视野开阔，风景排闼而入，着实是一处绝好的灵魂栖泊地。我在山坡的一方石头上坐了下来，静静地闭上眼睛倾听天籁。暮春的风吹拂着我的脸庞，我似乎看见王羲之和一伙东晋名士，正潇洒地吟唱着，从远处那条开满细碎小花的山路上走来。
其实，我们大抵知道王羲之是一位书法家，余下的就不甚了了了。从此岸追溯辽远的彼岸，人事沧桑，总会消蚀去许多无关紧要的枝蔓，留下最经典的部分。书上说王羲之当过右将军，这个官职有多大，至今我没弄清楚。他当官是必然的，他所在的这个簪缨世家，有过“王与马共天下”的经历，不当官反而让人奇怪了。可是后来他称病辞官，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就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并毫无牵挂地说：“我卒当以乐死。”他这种脾性很难适应于官场，他认为袒腹舒服，就撩起上衣露出肚皮，官场上能如此随便么。他地道的文人胚子，使他最终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而不是一个被奴化的官僚，这岂是王羲之大幸，更是艺术之大幸。
我重翻史料，犹如吹皱春池，涟漪四起。这位东晋名士生于山东，却不远千里，选定江南清雅之地作为永远的栖身所在，这和他平生无限地对自然热爱是分不开的。流连山水寓目青绿是这个时代文人的爱好，王羲之如同一片绿叶一缕林岚，这使他的艺术感觉永远年轻。尽管他所在的这个时代充满凶险屠戮，王羲之还是能和朋友们一道暂时远离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结伴投入自然的怀抱，一些明媚如水的佳作在流连山水中汩汩而出。后人不解的是这个苦痛的时代，书道居然灿若云霞。我一直在想，倘若王羲之久居山东，不受江南山水熏染，他笔下流动的就不是今日风采了，而会是《郑文公碑》那样的情调。如果这样，王羲之就不是当今意义上的王羲之了。幸好人生没有如果。尽管说不清王羲之书法变迁的细致因缘，可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再质朴也会变得灵秀，再古厚也会变得鲜莹。有哪一位艺术家不乐于与自然结缘呢？我想起了美国的棱罗，有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远离都市，独自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结庐。这里乏人问津，落叶满地黄花堆积，却使人心灵比任何时候澄澈和灵动。许多艺术家的这种行为，为的是给疲惫的生命以呵护，更重要的是保蕴创造的灵性和恣放通脱的活力，找回在都市中失去的生命怡悦。王羲之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渐调整到心手合一默契无痕这样一种境界。
我们崇尚书圣，主要还在于艺术自身。一千多年流逝了，使他与我们非亲非帮，没有一丁点个人私情，而他仍然引起我们的景仰，全然是一种内心的投合和需求。这种需求使我们跨越时空，想亲近他并牵住他的衣襟同行。这种情感朴素而又纯真、冲动而又无所顾忌，真相叩开他与众不同的情怀。在王羲之之前，也就是离他未远的西晋，我们所能看到的书法作品都是一副厚重拙朴相貌，这不能说没有艺术性。可是由谁来向前推进一步，使其更具有新的审美价值呢？在东晋的世家豪族中，王、谢、郗、庾、卫五大姓，子弟中不乏英杰才俊，他们具备了良好的艺术教养和比常人优越得多的脱颖良机。数世传习，雅有门庭，就等有人来开启这道薄薄的艺术屏风了。可惜，东晋以来依然把每个字都写得如此沉重，似尽全身之力，让人阅毕敛容肃穆。审美始终这般沉重如何是好？这个机遇终于临到王羲之身上。说来也很简单，他主要是改变了书写时的时空关系，下笔轻重分明、疾徐有别，再把字型由方正调节为修长之姿，欣赏起来就绝然不一了：笔迹轻盈妍美，格调清新高洁，形态宛然芳树，穆若清风。更让人畅快的是行迹贯如璎珞环珮相衔，行云流水般的自如哟。一幅作品再也不是字字独立，而是音节蝉联、逶迤曲折，或顾盼或牵连，浑如一体。你随便找一幅王书，沿着笔迹移动，会发现王羲之是这么地精通空间运动上的方向、速度、力感的对峙和化解。这种巨变有如石破天惊，似乎一夜之间书风审美翻了个个儿，神秘感就升浮起来了，难道他有异禀又有异相？
我曾经在查阅史料时见过几幅王羲之画像，不知画家缘何画得刚硬多于阴柔。后来读《晋书》、《世说新语》，王羲之的轮廓就慢慢浮现出来：他的长相应该是清朗灵秀，带有倜傥神色，情调应该更接近女性的风采。这时的人服食五石散成风，男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为时尚。王羲之当然也不例外，服食丹散后面若桃花行止轻盈，如凌波微步。时人就称他的身姿“飘如游云，矫如惊龙”，着实是副女性的美态。梁武帝萧衍称王羲之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并为后人频频引用，在我看来是走了眼，倘若移到王献之身上会合适些。你想想吧，笔迹如美女簪花般是何等的美好呀，那优美之形优柔之质，如吟柳絮之章制椒花之颂，得无尽清逸之气，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佳作都要呈龙虎风云、振衣千仞的浩大气象，明月入怀、清风出袖，自有一番雅趣。王羲之书法不像后世大如一堵墙，只是信笺般大小，字数无多，有的仅十许字。这对于常人来说，无论是花前扑蝶之春，或槛畔招凉之夏；是倚帷望月之秋或围炉品茗之冬，袖上一帧，都足以消闲解颐。
王书的优美，使他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最普遍的欣赏群。他把握的度是这么地恰到好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这就是中庸之美。现代人动不动就要创新，鄙视中庸，甚至把中庸等同于平庸，把很有价值之美挡在彼岸。殊不知中庸之美是多么有张力，其运动过程中的虚实相应、刚柔相济、奇正相补、疾涩相生，再没有一种美感会这么具有广泛性了。它不是一种对抗性的情绪宣泄，而是从容和闲雅的抒发，犹如闲庭漫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能不让欣赏者身心怡悦么？从梁武帝开始，王羲之书法开始受到青睐，并进入一个大知名的时代。到了唐太宗手上，宫中已收藏王羲之真迹三千余纸，朝野言必王书，声名达到鼎盛。唐以降的帝王中，没有不好王书不习王书的，王羲之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此时，却有许许多多的书法家如水面的萍草一般，时而给历史风潮吹了拢来，或吹了去；更像天上的星，有时光彩粲然，有时却让浮云遮蔽得黯淡无光。历史的选择会有偶然性，偶然之间又蕴藏着必然。王羲之被选择，给后人一种适逢其时的美感，只是在凸现他一人之后，余下的却逐渐走出了我们的视界。
王羲之与西晋书家相比，不，就与他周围的书家相比吧，创造的风帆总是鼓满长风。艺术家就是艺术家，行止必然与从不同，甚至有些不尽情理。早年王羲之拜 卫夫人为师，卫氏虽是女流，却是当时佼佼者。可是当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亲眼目睹前人名碑之后，他的感觉就全变了：“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名家庚翼骂王书为“野雉”，野雉就野雉吧，虽然不好听，也乐得承受。再后来儿子王献之也进言：“大人宜改体”，王羲之才不听他这一套呢!在他眼里，师情、友情、亲情是一码事，艺术上的戛戛独造又是一码事，不好搅在一起论。这样想来，自然可以超脱得多，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我说王羲之很追求新异，是因为名士身上有的，他也要有，服食丹散、好山乐水、饮酒清谈、蓄养宠物，不落人后；名士没有的，他也要有，那就是对新异的渴求。兰亭雅集时做的诗，王羲之那一首是最有嚼头的，其中“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把他的志向展示得痛快淋漓。像这样恃才无羁富有生气的人，自然懂得割舍，枝枝蔓蔓怎么能阻挡他前行的步伐。
今人仰望王羲之，不由发出这样的浩叹：如果天假以年，不知他的笔下还能点染多少风云际会、鱼水顾合之美。关于王羲之的年表有多种，有说他活了五十多岁，也有说活了六十几岁。这个年龄与唐代书法家相比就让人怅惘，更不消说与今人相比了。换个角度看，五六十岁能创造出惊世之举，人生的质量也够充实和丰富了。世间有多少年至期颐而一事无成的呢？生命因为短暂才更显出它的可贵，就好像到了高潮就戛然而止，连谢幕都免了。只是这么一来，有人就把王羲之当神供奉了。如唐太宗所评“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他脱离了王羲之的背景，孤立地来看他，于是王羲之有如九天之外飞来，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其实，王羲之的创造是离不开他生活的那个文人圈子的，与谢、郗、庚、卫这些大家族子弟在一起，不是清谈玄远就是飞觞作书，无形中绞着成一股合力，共同推进东晋书法的发展。谢、郗、庚、卫四家，都有才华横溢的出色人物，像我很欣赏的庚翼就不是等闲之辈，“名齐逸少，墨妙所宗”，只是发展方向不同罢了。这使王羲之这颗巨星的升起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这种情景也很像达芬奇所在的那个时代，在他周围，就有十数个优秀的剧作家，韦白斯忒、福特、马洛、本琼生、菩蒙，个个意气风发。只是后来，大宗师的芳名渐渐把他们淹没了。现在，王羲之身边的人物也一个个隐于幕后，影影绰绰看不真切。年代被岁月的潮水浸湿了，史料覆盖上苔藓，使得人们难以对他们产生热情，倘不是有抉微索隐的癖好，我敢说没有人注意到与王羲之并行的人，历史的剔抉有时就是如此严厉。
在王羲之优雅的书风绵延不绝陶冶下，王羲之固有的脾性也不由自主地潜浸到后世书家的血液和骨子里。因着这种承传，也使一些个性书家的言语行迹游移于常人之外，独行独往中感到惬意非常。旁的不说，就以五代的杨凝式为例吧，按宋人黄庭坚的评说，杨氏是唯一能得到王羲之书法精髓者。他的《韭花帖》从形态到神采，无不沾溉上《兰亭集序》的雨露而清气萦回，如石韫玉似水怀珠，因而博得“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的高评。杨凝式也是可以出有驷马高车，居则履丰席厚的，可他为避远害，“以心疾罢去”，此后就遨游佛寺、道祠，行止随缘。外出见着他人雪白粉壁，便“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好一副落拓状，哪管你主人家高兴不高兴。他终日沉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有滋有味，却不料外界已称他“杨风（疯）子”了。像这样被王羲之书法所感召的例子还不少，正应了一句俗话：石头在水中浸久了，也会长出青苔来。
不过，不是所有的爱好者都能得到如此精神的煦养，王羲之书法中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最怕就怕媚俗的流入，这样往往把生机盎然的王书摆弄得蔫头蔫脑或俗不可耐。李世民时代离王羲之未远，书风还算清新柔美。越往后，尽管帝王也高举崇王旗帜，可王书中的清逸之趣却代复一代流失了。延至乾隆，依旧在王羲之书法上下了大功夫，创作量也大得惊人，每览山水必要吟咏，每观书画必得题签。他的诗思也够敏捷，笔一拈起，不管不顾，就题在古画上。那脱离清雅的点画，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心头没有一点皋壤气、蔬笋气，笔下就只能被富贵气、市井气所替代。我常为这些古画惋惜：好端端的却折腾成这般模样。再往后的情形大家就更清楚，王羲之后学者的书风已是昨夜长风，不易拂动今人的心旌了。
如果真要找寻个中缘由，心态的游移是关捩。王羲之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把笔挥洒？是闲雅和从容。这时的作品都作案上观，小而雅，纵笔时心境澄明，点线简洁而洗练。王羲之的作品多是朋友间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的简札，有哪个朝代的书法作品以简札风行？没有。可是，这些简札使王羲之挥洒水平达到极致，全然恣性任意。不由得宋人欧阳修大吃一惊：“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粲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这就是体静心闲的结果。而后世书家多有意为之，甚至想传之千秋，这样反倒心有挂碍手不应心。说实在，唐以后的书写技巧要比东晋时大大完善和缜密了，人们不仅会写行草，也会写篆隶；不仅有了优美风格，还有了壮美情调，可是有意为之的情绪也如荒草一般地疯长起来，躁动冲击着闲雅和从容。明代就有一位叫陈白沙的，束茅草为笔，说是“随笔点画自成一家”，还颇得众人激赏。细细品之，字中都是躁气火气，让人联想起草莽武夫。再下来，足书、舌书、指书纷纷上阵以为新奇，心态已背艺术而行，行入不归路。所以我很赞同美学家宗白华的一句话：“如庖丁解牛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这不禁使我感到失落。不论当年梁武帝和李世民用什么样的手段竖起王羲之这面大旗，都具有透过历史屏障的洞察力，使人们在振荡时间之摆时清晰地谛听纯正艺术之声，在寻找昔日回光返照时透出未来的晨曦。尽管千年流逝，依然补益后人的身心。墓中的王羲之得知千年的世事之变、得知柔顺的羊毫已让位给坚固的硬笔或冷冰冰的电脑键盘么？其实，在我沿着古朴的墓道行，第一眼环视碑亭四周时，思绪已像正午的雾岚一样弥漫蒸腾：显然没有什么人来到这里，这从道中的草茎可依稀辨识。来这里谈不上艰难，方便得很。可一些人没有这种心愿，再近也懒得挪动。不少旅游车在墓道前的公路上飞驰而过，那都是去奉化溪口的。相反，心仪已久的，隔山隔水也会前来献上一瓣心香。日本人不是来了么，墓道两边五十棵迎风摇曳的樱花就是他们亲自栽种的；碑亭旁有一方石碑，正面刻着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背面则刻上无限崇仰之情，这也是日本人做出来的。东晋、毕竟是书法艺术史上说不尽道不完的时代啊，王羲之是这个时代一面猎猎飘扬的大纛，难道斗转星移，这面大纛就失去鲜艳可残损了吗？我通常以为只要作品在，风格之美就永远不会随风飘逝。现在，我感到有些自我安慰了。我在此岸眺望彼岸，遥远的星河闪烁无定扑朔迷离，有多少如梦如幻的神秘情结啊，只是此岸彼岸之间已经相隔一道深深的鸿沟了。我想起孔夫子说过的：“道不行，乘桴于海。”是赌气时说的话吧，对自己魂牵梦绕的“道”，真会那么洒脱，甩手一走了之？那又有谁来弘道，总是要有人来守这方净土吧！
晚风渐渐大了，远方有几颗星星已经闪动在寥廓的天幕上，翠竹摇曳葛藤俯仰，周遭的田舍风光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农夫们正卷着裤脚抓紧最后的农作，生活的实际使他们对这久远的气息浑然无觉。这个承平的时代，理应乐业安居，也理应以笔耕墨耨而快慰，感受一番古人的诙谐可笑、倜傥可亲。可现实说明，这个时代可以产生大金融家、大企业家，而产生彪炳史册的书圣，则不具备相应的土壤和气候。这方书圣的墓园，少人来也就少人来吧。踏古忆旧，让心灵回复到过去的状态，在冥冥之中交通，这是绝对要依凭心性相契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趣好，趣好是不可勉强的。从竞讲八法铁钩银划到不知南帖不懂北碑，这也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只不过，如此高雅的追求被淡漠，总是令人怅惘和惋惜不已。
昨夜星辰昨夜风，当如何才能挽住你匆匆的行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