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祥

日子过得真快，西安解放时，我还是个十一岁的娃，如今已成了八十多岁的老汉。孩时记的事，到老都忘不了。

赶走驻扎在马鞍桥村的“锤头队”

此事发生在临近灞桥火车站的马鞍桥、汪新寨、南牛寺、郭渠这一带。

1949年春，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成群结队，沿着华清公路西逃。还有一些掉队的伤兵，有的拄着拐杖，跛腰失胯地走着；有的绷着绷带，焦头烂额地西行。别看这些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的残兵败将，欺辱老百姓却是很有本事。

靠近公路的村庄，常遭这些败兵的干扰，他们见人拉人，见牲畜拉牲畜。我家的“黑乌嘴”骡子，被一群逃兵强行拉走。马鞍桥村驻扎的“锤头队”，更是穷凶极恶，经常到临近村庄拉人要粮，一进村见人不是打就是骂，闹得村子里鸡犬不宁。

西安解放时，市民在街道上欢迎解放军。（资料图片）

何谓“锤头队”？

“锤头队”实际是国民党在广东的部队，在河南吃了败仗，被解放军缴了械，释放了回来，手里没枪，只剩下两个锤头，被群众称之为“锤头队”。

“锤头队”没上河南前就在马鞍桥驻扎着，上前线之前，就把该村王吉成等五名青壮年拉去当差。吃了败仗回来后，虽然手中没抢，但他们自认是“国家功勋”，在老百姓面前更是耀武扬威，甚至欺压百姓，调戏妇女。

有一次，“锤头队”的两个兵来南牛寺我家找我父亲（我父亲时任曹堡乡副乡长兼十保保长），让我父亲给他们摊派粮草，我祖母说我父亲不在家。那两个兵穷凶极恶，用推车上的铁钩搭，将我祖母头上打了核桃大个窟窿。我祖母鲜血流了满脸，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吓得我大哭，我二爸赶忙跑出门去，在街上大喊：“当兵的打人哩！”乡亲们一听有人打人，齐向我家跑来，将那两个兵团团围住，谴责道：“你们有本事怎么不到前线打去，只知道在后方欺辱老百姓！”

没多久，我父亲也回来了，见到我祖母头破血流，气急了，上前抽了那两个兵两巴掌。乡亲们一见我父亲动了手，大伙一齐上前，将那两个兵绑到柱子上打了一顿放了回去。

灞桥区第一任区长孙效武（右）等，在修复的灞河铁路桥视察时留影。（资料图片）

还有次，王家巷十多个大姑娘，在城河碾盘上“洗狮娃”（一种祈雨敬神之俗）。村民郭居安家住的国民党兵耿班长，走到“洗狮娃”的姑娘面前，手拿石狮娃在姑娘面前“耍骚”。被村民王汉中和郭重六看见，他俩上前去，将那耿班长两个胳膊扭到背后，下了枪，用锤就打，又扭到王福堂家，绑在院子树上，然后，叫来在郭炳霖家住的军法官。军法官一见群众气愤的场面，只好将那耿班长左右耳光子打，并令耿给群众跪下，踢了两脚道：“滚！”那耿班长一溜烟地跑了。

“锤头队”打人骂人，欺压百姓的事，在这一带时有发生。我父亲就到曹堡乡公所找我万杰叔去了。

曹堡乡乡长程万杰（共产党员）和我父亲很熟悉，如同亲兄弟，加之柳巷村的赵志杰，被群众称为曹堡乡“三杰”（即：程万杰、张汉杰、赵志杰）。

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我父亲和乡长商量后，增派了保安队，到各村巡逻检查，若发现“锤头队”欺压百姓的事件，便发动群众驱赶他们。

有一天，“锤头队”的几个兵跑到郭渠村郭道生家要粮食，郭说：“我们都没啥吃，拿啥给你们！”“锤头队”的兵一听便对他拳打脚踢。正在这时，乡上的保安队员王志义和吴玉和赶到，掏出枪在空中“砰砰”鸣了两枪，才把他们镇住了。

王志义和吴玉和一面和“锤头队”的兵交涉，一面派人到汪新寨、马鞍桥、拐杷路等村发动群众，群众拿着铁锨、镢头一起上前，连夜把马鞍桥村所有的“锤头队”赶跑了。

草滩村大冢下焚烧军需品

大约在西安解放前的十多天前，官厅村的国民党驻军（中央军）某部，预料自己即将灭亡，等不及解放军来到，就将仓库的军需品，拉到草滩村旁的大冢下边烧毁。

大火浓烟滚滚，方圆十多里的人们都能看见。老百姓闻讯跑到“草滩冢”看个究竟，我们娃娃也跟大人跑去看热闹。

我目睹焚烧的军用品有马鞍子、防毒面具、药品等。马鞍子多是驮东西的，架子是木质的。药品多是细细的小瓶瓶，装有粉红色、蓝色、黄色、茶色的药水，上面都是英文，我认不得。烧的最多的要数防毒面具了。防毒面具全是草绿色的帆布做的，嘴部系了个圆铁筒，上小下大，好似个圆秤锤；两个耳朵粘有两个圆铜片，约6-7mm厚，上边还系着一对防风镜。

待大火过后，易燃的物品都变成了灰烬，围观的老百姓就在灰里捡寻自己有用的东西。大人最爱寻防毒面具的铁嘴子，拿回家将两个一焊接，就是个能打煤油的铁壶；我们娃娃最爱捡防毒面具上连耳朵的铜片片，拿回家用斧子一砸，就能做一个赶摞子用的“大板”。还有，大人、小孩都爱捡防毒面具上用的防风镜，喂牲口的人，则争抢着没有烧完的马鞍子。

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知道中央军要逃，西安快要解放了。

国民党军不但烧东西，还将有些东西进行了掩埋。1962年秋，在灞桥热电厂北门东侧，也就是官厅粮库门前，突然一声巨响，炸了个三丈深的大坑，将方圆数里的人惊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赶快跑到那里看个究竟，我到现场一看，爆炸的那个大坑，位置正好在我们村郭家老坟掏了棺材的墓坑里。原来官厅村驻扎的中央军，在焚烧军需品的同时，将炸药偷偷埋在了郭家老坟的墓坑里。过了数年，不知怎的爆炸了，幸好没有伤着人。

解放军攻打高家沟

5月20日，西安解放了，没过几天，驻扎在长乐坡的解放军某部，逮住了从白鹿原跑下来的一个国民党兵，经审问后，才知道这个逃兵是从白鹿原上高家沟跑下来的地方保安队的兵。他交代了驻扎在高家沟的保安队的武装力量和战斗部署情况。

于是，解放军就派出一营兵力，兵分两路，一路从刘村街的老洞庙，向高家沟进攻；一路从水沟村上去，经肖家寨向高家沟进攻。

解放军进攻高家沟之前，我们一家就在肖家寨村舅父家住着。进攻的那天，我和舅父正在地里割苜蓿，亲眼见到解放军攻打高家沟的战况。

国民党军穿黄绿色军装，解放军穿的是灰色军装，这是他们穿着上的最大区别。我们看着一长队解放军人马，从水沟村的沟道里上了原，路经肖家寨村崖，个个精神焕发，一路小跑。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他们身穿灰军服，头戴八角帽，上面的五角星帽徽，红光闪闪发亮。过去听国民党宣传说，解放军的模样很可怕，今日见了解放军，发现和我们一样，哪有可怕的意思。从此，我恍然大悟，知道那是国民党胡宣传哩。

解放军行至高家沟村东头崖上的大树下停了片刻，然后司号员站在崖塄的最高处吹起了冲锋号，战士像猛虎一样，向上冲锋，顿时，枪声大作。约有半个时辰，枪声就不响了。

待枪声不响后，我舅背着老笼，我背着大粪笼，向高家沟的方向走去，想看个究竟。刚走到半路，就碰上战败逃下来的保安队员，两个一帮，三个一队地向下跑，有的脱了军装，光着身子，只穿条半截裤，有的屁股上围着床单，还有的跑到我舅面前求情，让我舅将衣服脱下来让他穿。

我们再向前走了一截，发现麦地里堆放了好多国民党军的军装，有些军装还是用“人字呢”布料做的。我舅看着太可惜，将军服捡起来，装了一老笼，给我装了半大粪笼，面上用些苜蓿一盖，背回家来。看到这些军服，我外婆吓得赶紧填到灶火里统统烧了。

据史料记载，高家沟驻扎的这支保安队武装，原属西安市自卫总队第三常备中队，队长马云汉，长安县（今长安区）自卫队副总队长李宪华对他进行指点和忠告，让他和程万杰商量如何保存这股武装。5月20日，马云汉亲自找程万杰商量此事，正在这时，国民党政府打来电话，要马云汉将这支武装拉到南山去。

在这形势紧急的情况下，程和马赶快联系了韩森乡乡长张俊杰和狄寨乡乡长白宗信等共同商量，才将这支武装经神峪寺沟和张家桥集中于高家沟村。

当解放军攻打时，马云汉、张俊杰命令保安队士兵将所有枪支统统架起，示意缴械。这时程万杰派来雍克秀，向解放军的张营长说明了情况。这支武装，共计120人，有步枪52支，轻机枪2挺，手枪8支，手榴弹280多枚，子弹2000多发，连人带枪交给解放军一野四十七师。

不时见到西进的解放军

西安解放不久，听说胡宗南联络青海、甘肃的部队，以及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要反扑西安，我们不时见到西进的解放军。

为阻止解放军西进，胡宗南提早将位于灞河、浐河、咸阳的渭河陇海铁路线的三座桥梁炸毁。由于以上原因所致，解放军只能从灞桥镇桥头下火车，不走公路，单走小道。途经汪新寨，顺着“斜道”那条路到我们南牛寺村，又从我们村向西，涉水过浐河，上了蒋家湾的土坡，端向西一直向咸阳飞奔。

那时，解放军从不干扰老百姓。一天早晨，村民起来很惊讶，发现村里的土堆、土坎有许多烧火的灶坑。有的人家麦草不见了，有人的玉米秆堆被烧了。村民们正在纳闷，东头的郭居先老人，从地上捡起了一张致谢纸条和一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大家才明白了缘由。

原来解放军晚上从灞桥下来，从道北沿村子向西开拔，到了我们村后正逢午夜时间。他们没有叩门叫户，在土坎上挖了做饭的灶坑，烧了老百姓的麦草、玉米秆，按价付了现钱，并写了致谢道歉的纸条。

从那晚上起，我们这里夜以继日的过队伍，老百姓先陌生，后熟悉，给解放军端茶倒水，问寒问暖。我们村的郭炳坤和河南逃难来的大个老李，还亲自随解放军到了前线，参加了“扶眉战役”，帮助解放军抬担架，救护伤员。

“扶眉战役”结束，郭炳坤和大个老李回到村里，高兴地给村民说解放军打仗真勇敢，把胡、马的部队打了个底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