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艺术汇演，红色经典《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江姐》等再次唱响华夏，献礼国庆。
今年10月10日，适逢京剧《红灯记》诞生55周年；大型同名电视连续剧也即将展现屏幕。在致敬经典、缅怀先哲的今天，听戏APP特意推出一篇重谈京剧《红灯记》编剧署名问题的文章，文中首次披露翁偶虹先生的证明手稿和难得一见的史料图片！让我们随着作者的讲述，一起来回顾那个火红年代的经典作品《红灯记》的创作和演出的真实历史及其不为人知的如烟往事吧一一
翁偶虹、阿甲还是阿甲、翁偶虹？
——重谈京剧《红灯记》的编剧署名
京剧《红灯记》的编剧究竟是“翁偶虹、阿甲”还是“阿甲、翁偶虹”？翁偶虹弟子张景山先生近日给笔者出示了一份翁先生手写稿——《翁偶虹先生谈与阿甲合写<红灯记>剧本的情况》或许能为这段公案提供一点新的说法。这份手稿是1976年末，翁偶虹先生应《红灯记》副导演骆洪年的要求而写的《红灯记》的编剧情况说明。
1976年11月26日，骆洪年来到翁先生家中，了解《红灯记》的编写过程，想弄清楚他和阿甲究竟各自撰写了哪些部分。事因是骆洪年觉得，当时在北京展览馆批斗《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亮的大会上，阿甲说“《红灯记》本来我搞出来的”并不妥当，应当说是“我们搞的”。骆洪年的理由是“《红灯记》的演出，编剧还有翁偶虹，导演还有骆洪年”。于是，翁偶虹便写了上述材料说明《红灯记》剧本的编写问题。
在这则长期不为人知的材料中，翁先生描述了自己在1963年末，接受了编写《红灯记》的任务，在“写完一、二稿后，阿甲同志参加了编剧”。阿甲从导演构思出发，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方案，并和翁偶虹研究，共同编写，往返“修改数十次，写出了六、七遍稿”，才使剧本渐趋完善。两人的编写模式是“有的同写一场，有的是各写一场”，其中，翁偶虹增写第三场“粥棚脱险”的同时，阿甲“独立思考结构”，编写了第八场“刑场斗争”。有些唱段是阿甲同志独自写成的，例如：“第八场铁梅唱的爹爹留下无价宝”一段，还有第五场“听罢奶奶说红灯”的一段，第九场“提起敌寇心肺炸”的一段，都是阿甲写好后，和翁偶虹研究，他只在“个别字句之间”“提出看法，又经阿甲同志自己“修改加工而成”。两人就这样，相互合作，共同研究，将《红灯记》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各个方面逐渐提高，直到最后完成了1965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红灯记》演出本。
根据翁偶虹的描述，我们可以恢复出明确是阿甲增写的唱段是三段：（1）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的“听罢奶奶讲红灯”一段。（2）第八场《刑场斗争》铁梅唱的“爹爹留下无价宝”一段。（3）第九场《靠群众帮助》的“提起敌寇心肺炸”一段。在1964年11月《剧本》刊出的剧本《红灯记》中，我们可找到以下阿甲独立编写的段落：
1）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我看到：爹爹不怕担风险，（转“慢原板”）表叔甘愿流血牺牲。他们到底为什么，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铁梅呀，年龄十七不算小，（转“流水”）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挑担千斤重，（叫散）铁梅你，应该挑上八百斤。（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
2）爹爹留下无价宝，怎说没留什么钱。爹爹的品德留给我，儿脚跟站稳，如磐石坚；爹爹的智慧留给我，儿心明眼亮永不受欺瞒；爹爹的胆量留给我，儿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家传红灯有一盏，爹爹呀！你的财宝，千车载，万船装，千车载不尽，万船装不全。铁梅我定要把它好好保留在身边。（第八场《刑场斗争》）
3）提起敌寇心肺炸！（转“原板”）强忍仇恨咬碎牙。贼鸠山，千方百计逼取密电码，将我奶奶、爹爹来枪杀。（转“二六”）鸠山无可奈何，将我来威吓，铁梅至死不理他。我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哭泣，不流泪，（转“快板”不许泪水腮边洒，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昏天黑地来烧塌。铁梅我，有准备：不怕放，不怕抓，不怕皮鞭打，不怕监牢押！粉身碎骨也要保住密电码！贼鸠山，你等着吧，（叫散）这就是铁梅给你的好回答！（把号志灯灰土擦干净，整理好货篮，不觉悲从中来，叫头）（第九场《靠群众帮助》）
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甲主要增加的是李铁梅的唱段，属于抒情的增补而非情节设计，在篇幅的权重上与翁偶虹相比并不占多数。
在这份完整、简要的手稿之前，翁偶虹还留下了几页充满删改的草稿：
另外还有两页正式的誊抄稿，用词简练、稳重：
据张景山先生的说明，这三则材料的顺序是这样：
（1）先写了5页；
（2）抄写了2页；
（3）翁先生认为有些冗长，再最后写了开头的那1页。
翁偶虹在“文革”后的这番说明清晰指出，阿甲和他在《红灯记》编剧中各自承担的部分。但是，真实的历史则滑到了另一个方向。根据张景山先生回忆：1988年秋，时任国家京剧院院长吕瑞明代表京剧院，登临翁偶虹家中，当时张景山也在场。吕瑞明向翁偶虹阐述将《红灯记》的编剧排名由翁偶虹、阿甲的署名顺序调换一下，把阿甲放在翁偶虹之前。吕瑞明说这样做，主要是从政治上为年迈的阿甲做一些努力。翁偶虹沉默许久，后徐徐点头同意。但是，同时提请吕应注意一下以前各种版本上的署名事实存在。此后，国家京剧院的各种文书以及对外演出的说明书等，都按“编剧：阿甲、翁偶虹”表达。
中国京剧院青年团赴台湾演出戏单
时隔近30年后的今天，阿甲作为《红灯记》的第一编剧似乎已经是各界公认的事实。翁偶虹曾提请吕瑞明所注意的以前版本署名的事实，被大家心照不宣地遗忘了。可是，翁先生真的被湮没了么？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当代戏剧史知识，翻阅一下1964年——1966年之间《红灯记》演出戏单和剧本，我们会发现，编剧一栏却一律是：翁偶虹、阿甲。例如1964年京剧《红灯记》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戏单：
再如，1964年10月份公演之后的戏单：
1964年11月《剧本》月刊刊出的《红灯记》及编剧署名：
1965年第2期《红旗》杂志刊登《红灯记》剧本及署名：
我们能看到，当时《红灯记》创作演出后，各类演出戏单和出版物上的编剧署名次序都是：翁偶虹、阿甲。现在各大舞台上演出的《红灯记》其实是在江青领导下，“十年磨一剑”，前后改动200余次而完成的“样板戏”版本，而阿甲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样板戏”《红灯记》离阿甲是最远的，却一律标注着——“改编：阿甲、翁偶虹”。有意思的是，1967年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选曲唱片，扉页上标注：“剧本改编：翁偶虹，副导演：骆洪年，音乐设计：刘吉典，演出单位：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唱：钱浩梁、刘长瑜、高玉倩、谷春章，伴奏：中国京剧院一团乐队，司鼓：赓金群、王德元，操琴：沈玉才、周国兴、李广伯。”里面几乎涵盖了《红灯记》剧组的全部重要成员，唯独缺少导演阿甲的列目。而编剧一栏则只有“翁偶虹”。据知情者透露，阿甲并未参与唱片录制，而里面所精选的囊括了祖孙三代人的重点唱段，翁偶虹、骆洪年等参与了录制的全部过程。如下图：
其实，在“文革”期间，翁偶虹也未中断对《红灯记》剧本的改编，他在《翁偶虹编剧生涯》“千秋功过记红灯”一节中谈到，自己不止一次被江青像“傀儡似的牵线提出而与另一位同志共同剪裁、共同编写了‘接受任务’、‘赴宴斗鸠山’、‘靠群众帮助’三场里李玉和、李奶奶的唱段”。并修改了两个细节：“一个是第二场“接受任务”，交通员死在李玉和家里，尸体没有交代；一个是为了表现李玉和的机警，在粥棚脱险之后，他把密电码安全转移，不再带回家中。”其中，翁偶虹所提到的“另一位同志”叫张永枚，1932年出生。四川人，诗人，也写过小说与纪实文学，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团员，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创作员，代表作品有诗集《新春》《海边的诗》等。《红旗》杂志1973年第7期，发表了中国京剧团集体创作、张永枚执笔的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翁偶虹也曾参与其中的创作。但不为人知的是，张永枚在执笔《平原作战》之前，已与翁偶虹合作《红灯记》的后期修缮，完成了“样板戏”《红灯记》的定稿本，两人的合作一直延续到197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红灯记》。
因此，京剧《红灯记》的编剧署名，若实事求是的讲，应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64年7月的李少春的“会演本”，署名应为：翁偶虹，阿甲。
第二时期：是1964年10月的“公演本”，署名应为：翁偶虹、阿甲。
第三时期：是1970年的“样板戏”本，署名应为：翁偶虹、阿甲、张永枚。
关于《红灯记》较早版本“会演本”，现存有李少春会演时的实况录音，由翁偶虹珍藏，其弟子张景山先生提供，于2014年由北京出版集团刻录成CD光盘发行。
《红灯记》李少春饰演李玉和，刘长瑜饰演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
如果我们听过李少春先生的录音版，我们会发现这一版和“公演版”有着很大的区别，而翁偶虹在这一版的成型中，着墨是最多的。从“千秋功过记红灯”一节中，我们能基本复原《红灯记》最初的编写情况：
1963年秋末，翁偶虹在接到阿甲交付的初稿任务后，很快对沪剧《红灯记》进行了研究：“我当时接过了沪剧《红灯记》剧本，一口气读完，戏是好戏，但觉沪剧原作还有些丰富与剪裁的余地”，于是他“埋头探索如何运用京剧形式，尽量保留沪剧精华，联想很多”。在阿甲1963年底带领京剧院工作人员赴沪观摩沪剧版《红灯记》的同时，他独自在京潜心创作，于1964年1月份完成初稿交给阿甲：
“他只用一个晚上看完了剧本，肯定了我改编的方向，又具体地提出许多问题，同时也把我认为可彼可此的地方作了鉴定……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又把剧本重新调整了。他似乎满意而又不满意地说：‘剧本可以了，但是有些地方在导演时还需加工。剧本处于平面阶段，不容易谈出要领，立起来，才能看出路数。’他很兴奋地命人打印了剧本，分发给音乐设计、唱腔设计、舞美设计各组，要求全面开花，并指定了一团的骆洪年担任副导演，先把戏搭起来，他再以总导演的身份全面开工。”在翁偶虹看来，初稿本是需要修改的，并且自然要在总导演的指示下完成。于是，他“愉快地”“把剧本重新调整了”，骆洪年“搭架子”正是在翁修改后的第二稿上开始的，此时阿甲并未较多介入。
随后，阿甲边导边改，翁偶虹则密切配合了导演的剧本改编工作：“他在肯定我所写的剧本的基础上，根据他的导演构思，又有所改动，每改一点，必请场记任以双同志向我说明……有时候我索性到排演场观摩，遇到改动剧本的地方，就地研究，及时解决。后来，我又有其他任务，不能每天都到排演场，他却仍如一往地请场记互通消息……最后，杨知同志征求我意见：为了导演直接修改剧本的灵活性，是不是请阿甲同志也参加编剧？我当然同意。参加改编，即是负责改编，阿甲在导演中再改剧本，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了。”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红灯记》出版后一直都是两人共同署名的历史事实。
对于《红灯记》这部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变革、政治生态及社会发展中都极度特殊的剧目，编剧署名次序的调整显然并非一件小事。排名顺序的调换直接意味着翁偶虹与阿甲在《红灯记》剧本写作中权重的改变，即以翁偶虹为主，转变为以阿甲为主。这并不符合1966年之前各种公开版本中的署名顺序，至于“样板戏”《红灯记》生成期间，阿甲也没有参与“定稿本”的删定。
抛却江青后来将《红灯记》划定为“样板戏”并据为己有的政治因素，还原《红灯记》最初的编、导、演班子，从最初彩排到会演后各类出版物、戏单上，《红灯记》的编剧署名一直是翁偶虹、阿甲这个顺序。最可参照的是1964年现代戏会演戏单及出版的《红灯记》演出本，上皆标注：“改编：翁偶虹、阿甲，导演：阿甲，副导演：骆洪年，音乐设计：刘吉典，唱腔设计：李金泉、刘吉典，美术设计：李畅、安振山、赵金声”。京剧《红灯记》作为一个包含编剧、导演、音乐、唱腔、美术多个环节的创作项目，其完整的创作集体署名应该包含以上全体，而符合历史真相的《红灯记》剧本改编作者只能是“翁偶虹、阿甲”。“阿甲、翁偶虹”的署名次序，是“文革”结束后才流传开的一种误解。我们有必要纠正1989年以来的种种错误的署名排序，恢复历史的真相，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探究翁偶虹与阿甲在“文革”之前的融洽合作中共同为编写《红灯记》剧本而贡献的艺术作用。
（作者陈晶晶：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