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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要有真情实感。品读清代诗人张维屏在黄梅任上的诗作，便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张维屏，字子树，又号南山，广东番禺人（今广东广州）。道光二年（1822年）45岁的张维屏四次会试终成进士，次年派往湖北黄梅县知县。到黄梅为官，并不轻松，上任第二天，黄梅境内乌云密布，暴雨连天，外江堤危，内湖积涝。旧县志载：“清道光三年（1823年）夏，大水，堤坝溃塌。”张维屏放下行李，投身于灾区，积极参与百姓抗洪抢险救灾。他乘着的小舟沿江堤诸村巡视灾情，慰问灾民。因洪水凶猛，将他乘坐的小舟冲走，险情十分危岌。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小舟还好被挂在树枝上，他幸免于一死。百姓目睹现状，危如累卵，幸有苍天得救，便击掌而歌：“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张维屏看到沿途百姓，奋不顾身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十分感动，于是像洪水的诗句冲出了他胸中的“闸门”：“三面环江水，江高逼岸低。千人培尺土，万户伏孤堤。伐木新桩急，鸣征众力齐。心劳身转健，中夜立涂泥”。（《积雨江涨赴堤督民防险即事》。灾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作为一名七品县官，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和职责，哪有心思去搞应酬，迎来送往呢？他身不由己地苦笑去陪上司游览五祖寺：“……兹来福禅林，不问磐若经。不谈风幡仪，不讲大小乘。但求佛施力，宝筏济众生。善哉菩提心，谁忘桑梓情。”（《五祖山》）这是一首正直官吏的好诗，百姓的苦难处处在刺激着鞭挞着他的良心。
当时，“灾民聚在县城，等待赈济，住在祠庙里，死亡的互相枕籍”（《旧县志》）。张维屏急得在县衙内踱来踱去，一夜未曾合眼，于是在他的沸腾胸中又喷发出《县斋夜坐》一首诗：“吏散堂逾静，摊书对一灯。微名惭邑案，孤影类龛僧。我信催科拙，胥惟舞弊能。官途多始觉，步步履春冰。”张维屏上报的赈灾方案得到了朝廷批准，如何把有限的赈灾钱粮发到灾民手上，他一夜辗转反则。“我信催科拙，胥惟舞弊能”，他的衙役大小胥吏，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但愚弄百姓，舞弊营私却是能手。于是，他制定赈济若干禁令，堵塞漏洞，一再强调，任何人不准贪污肥私，如有虚报冒领和舞弊行为，则严惩不贷。为防冒领和遗漏，他组织若干得力胥吏，登门核查户口，清点人头，层层稽核，张榜公布，把赈济的钱粮如实落到人头，百姓皆大欢喜。
张维屏少年能诗，闻名乡里，诗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嘉庆九年（1804年），24岁的张维屏首次进京考试，诗坛耆宿翁方纲闻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序，从此“粤东三子”名声鹊起。张维屏诗作二千余首，留在黄梅旧县志有五首。每当我阅读其诗，深感他的诗作像太白湖的水那样明亮宽阔，像焦墩摆塑造龙那样剔透晶莹。他的诗没有刻意，也没有无病呻吟，而是源于生活，来自百姓，因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生命力，给读者引起共鸣。读他的诗，是一种灵魂洗涤和美的享受。
翻开光绪丙子《黄梅县志》，那里记载外籍人在黄梅为官的人不少，在我的脑海里能打上烙印的，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维屏任满离开黄梅那一天，沿途百姓挥泪送别，依依不舍，口碑流传至今。张维屏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辞官归里，著有《松心草堂集》《国朝诗人征略》等。
2015年5月17日草于城关寒舍
作者 :胡越，笔名河边柳、荆芥，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80余万字，格律诗词300余首。诗文入选多种选本。作品《一个村庄的记忆》获“华夏情”一等奖；《黄州访古》获《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出版散文集《河道弯弯》和续集《细流涓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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