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
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
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
《孟子》论之曰：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诎，是之谓大丈夫。"
扬子《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馀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zhì）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yú）？"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译《鉴》
张仪与苏秦都以合纵、连横的权术游说各国，实现了阶层跃迁，成为富贵之人，并引来众多羡慕和效仿者。
此外，还有个叫公孙衍的魏国人，号称犀首，也以口才闻名。
其余如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辈，遍布各国，都崇尚诡辩诈术，人数众多，不胜枚举。纵横家中，要说名声最显著的，还是张仪、苏秦和公孙衍三人。
在《孟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人说：“张仪、公孙衍，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发怒时，能令诸侯感到恐惧，安居时，又能使纷争平息。”
孟轲听了这话，评论说：“这怎么能算得上大丈夫呢！君子生于天地之间，处正位，行正道，得志，便率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独善其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扬雄的《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个人问：“苏秦、张仪学习鬼谷子的权术，运用合纵、连横的学说，各自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十多年的安定，可以这样认为吗？”
回答说：“都是些诡诈之人，圣人对此是十分厌恶的。”
又问：“读孔子的书，同时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你认为如何呢？”
回答说：“这就像一只有着凤凰般叫声却长着凶鸟羽毛的鸟，很糟糕！”
再问：“但孔子名徒子贡不是也做过类似纵横捭阖的事吗？”
回答说：“子贡那是为了化解祸乱，张仪、苏秦为的是权位富贵，两者游说的目的不同。”
另一个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这算得上是人才吗？”
回答说：“古代帝王在选人用人时，都会拒斥奸佞之人，其为何不考虑那些奸佞而有才之人呢？因为那一类人的才能，不是我们所认同的才能！”
品《鉴》
1
在孟子、扬雄看来，苏秦张仪之流，为了个人的权位、富贵而搅乱天下，算不上是大丈夫，君子当坚守正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上也认为，苏秦、张仪，是“倾危之士”。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
孟子、扬雄、司马迁、司马光所表达的，都是儒家的主流价值观。
我们再看看曹操的评论，或许能收获更多思考：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
“倾危”之论，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撇开德、才论的视角，也许可以切换到另一种思路：社会永远在矛盾（斗争）中演化，历史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个体也好，思想也罢，都是应运而生，又应运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