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对我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体现在方方面面:编写教科书、工具书,翻译、介绍西学,整理、影印古籍。作为一位出版大家,其思想境界和出版精神尤为值得后人学习。通过对张元济先生在收集、整理、影印古籍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的分析,来揭示这位智民之师的出版精神。
张元济(1867~1959年),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张元济可谓声名显赫,特别在我国传统古籍的编校出版方面,称得上是功勋卓著第一人。
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在编写教科书、工具书和整理影印古籍方面成绩卓越。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根据不同读者对象来选目、选版本,先后影印出版的古籍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供学生用的版本,供中学生用的版本以《学生国学丛书》为代表,都由今人选注,加标点铅印,供大学生用的版本以《国学基本丛书》为代表,对原书内容不加删选。第二类是供专家用的版本,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以实用为主,尽量讲究版本。第三类是以保存和欣赏为主,以《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为代表。在整理、影印古籍的过程中,张元济一直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剥离政治的影响,还出版与学术的本真。可以说,作为一位出版家,他的个人出版理念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治学态度严谨,还出版之本真
古籍整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版本的选择、内容的校勘、都要求精益求精,稍有瑕疵便被认为是对古人和历史的不敬。在古籍的选择、校勘过程中,张元济始终坚持选本的初始性、准确性、完整性。
(一)初始性
张元济主张“书贵初刻”,他说“古书之可贵,从未有不贵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贵其后人改编之本者”。道理很简单,初刻本最接近原书原貌,翻刻本则多有错讹日增之弊。所以,他在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部丛刊》时,想方设法搜求宋元善本和旧本初刻,把搜集来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勘鉴定,用最好的本子作底本。在搜访善本方面,张元济 “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观,辄影存之”。
(二)准确性
张元济虽然主张书贵初刻,但并不拘泥于旧本,对一本书的各种版本,不是片面的依据年代先后做出取舍,而是根据存真程度、校刻质量等判其优劣。例如《四部丛刊》中的《白氏文集》71卷,影印的是日本元和戊年(1618年)的那波道园活字版,虽比南宋绍兴本晚出半个世纪,但却更接近白氏文集原貌。因白居易生前曾五次自编诗文集,最后结集的75卷本,从未经宋人著录,可见宋本已经不是白氏自己所编之旧本。那波道园活字本在编次方面都保留了原编面目。
(三)完整性
张元济在古籍整理中还始终恪守完整性原则。世称小徐本的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40卷,宋刊足本早已绝迹中土,传世的寿阳祁氏刊本,所依据的原本是仅有前二十九卷的述古堂影印抄本。后十一卷的残宋刻归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张元济誉之为“半璧之真,世所未见。”他在《四部丛刊》重印之际,即向瞿氏借影印宋刻残本,附于初印的述古影本之后。
二、扫除政治阴霾,追求出版真谛
学术研究受政治信仰影响是由来已久的传统,除历史文献本身因时间及传承诸因素而出现各种错误之外,还被人为地凭添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给学术发展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张元济在其《诗文》中提到“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误吾辈。”这种认识在张元济整理古籍的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也直接决定了他整理出版古籍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学者求书之难,而是要还学术、史实以本来面貌。
张元济在整理影印过程中,千方百计还史实之原貌。为了揭露清统治者篡改明史的行为,他一方面在《四部丛刊》三编中收入清初《明史辑略》的抄本《明史抄略》,来补充殿本中未曾纪录的内容。另一方面他还在《明史》之后附录清末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殿版《辽史·纪第一》中曾提到:“太祖九年十月,钓鱼于鸭绿江。”张元济认为“钓”也是传刻中因形近而导致的错误,其正确的写法应该是“钩”他援引《辽史拾遗》中的四条记载,论证钩鱼才是正确写法,钓鱼与典制不符。在古籍整理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阻止古籍流失,保护文化载体
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其九世祖张惟赤建涉园藏书。以后张家历代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事业。即使人在宦途也心系图籍。其六世祖张宗松等即以涉园藏书闻名。张元济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祖遗业的大志”,一直嗜书如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不遗余力多方访求图书。1906年起陆续收入大批古籍,1908年命名为涵芬楼,1926年又扩充收藏建成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仍作为其善本书库单独存在。
清末民初是我国典籍聚散史上的重要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许多故家藏书大量流散、转移,其间不可避免伴随着损毁和遗弃的现象,造成学术研究中不同程度的断层。许多外国人,趁当时的混乱局面,以高价购走大批珍贵古籍,导致许多唐写本,宋、金、元刻本、旧抄书、精抄精校本等孤本、善本流入日本、欧美各国。古籍的大量损毁与外流,让张元济痛心疾首,他四处奔走,不惜重金抢救古籍。
1906年,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传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张元济获悉后就与夏瑞芳商谈,准备从公司四十万资本中抽出八万元买这批珍籍。但因陆氏后人索价十万元以上而未能成交。张元济答应立即筹集款项,劝他切勿卖给日本人,并立即进京,力图说服当时的官学大臣荣庆拨款购买,但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等筹到足够的款项时,日本的三菱财阀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的价格买下全部藏书。这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大损失,张元济在它的《书札》中提到:“每一思之,心为之痛。”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张元济开始倾注极大的精力收罗古籍和珍本秘籍。为了保护文物、阻止古籍外流,张元济往往不计价格,以高昂的代价予以收购。
四、超越经济利益,致力传承文化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企业,涵芬楼藏书无疑是它的隐形资本。如果认为他的古籍刊印活动不为追求经济利益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张元济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在古籍的收藏、影印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层面,将二十世纪的古籍整理和刊印事业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为了保持古籍原貌,张元济往往不惜成本。以《续古逸丛书》的刊印为例,为了保持影印本的美观大方,丛书开本采用大三开,用纸方面则采用了厚质精白宣纸,书面为染古色纸,外套是深蓝色布函,十分精致典雅,不过这样一来成本大大提高。丛书的印制成本高,售价也随着提高,印数相当少,基本上是无利可图。文化载体的形式美是不可忽略的,同样的内容即可以存在于美的形式中,也可存在于丑陋的形式中,两者的价值截然不同,对人们的观念、情绪的感染和熏陶作用也有显著差别。对于古籍来说其形式美的作用就更要加倍了。张元济以一家私营企业的力量,顶着各种内外困难,前后坚持二十年从事古籍的影印,实在是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张荣华. 张元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张人凤. 智民之师张元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3]王灵善. 张元济古籍编校出版方法论浅析.新闻出版交流,2001.
[4]张喜梅. 张元济与古籍整理.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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