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张元济对我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体现在方方面面：编写教科书、工具书，翻译、介绍西学，整理、影印古籍。作为一位出版大家，其思想境界和出版精神尤为值得后人学习。通过对张元济先生在收集、整理、影印古籍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的分析，来揭示这位智民之师的出版精神。
张元济（1867～1959年），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张元济可谓声名显赫，特别在我国传统古籍的编校出版方面，称得上是功勋卓著第一人。
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在编写教科书、工具书和整理影印古籍方面成绩卓越。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根据不同读者对象来选目、选版本，先后影印出版的古籍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供学生用的版本，供中学生用的版本以《学生国学丛书》为代表，都由今人选注，加标点铅印，供大学生用的版本以《国学基本丛书》为代表，对原书内容不加删选。第二类是供专家用的版本，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以实用为主，尽量讲究版本。第三类是以保存和欣赏为主，以《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为代表。在整理、影印古籍的过程中，张元济一直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剥离政治的影响，还出版与学术的本真。可以说，作为一位出版家，他的个人出版理念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治学态度严谨，还出版之本真
古籍整理是一项浩繁的工程，版本的选择、内容的校勘、都要求精益求精，稍有瑕疵便被认为是对古人和历史的不敬。在古籍的选择、校勘过程中，张元济始终坚持选本的初始性、准确性、完整性。
（一）初始性
张元济主张“书贵初刻”，他说“古书之可贵，从未有不贵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贵其后人改编之本者”。道理很简单，初刻本最接近原书原貌，翻刻本则多有错讹日增之弊。所以，他在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部丛刊》时，想方设法搜求宋元善本和旧本初刻，把搜集来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勘鉴定，用最好的本子作底本。在搜访善本方面，张元济 “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观，辄影存之”。
（二）准确性
张元济虽然主张书贵初刻，但并不拘泥于旧本，对一本书的各种版本，不是片面的依据年代先后做出取舍，而是根据存真程度、校刻质量等判其优劣。例如《四部丛刊》中的《白氏文集》71卷，影印的是日本元和戊年（1618年）的那波道园活字版，虽比南宋绍兴本晚出半个世纪，但却更接近白氏文集原貌。因白居易生前曾五次自编诗文集，最后结集的75卷本，从未经宋人著录，可见宋本已经不是白氏自己所编之旧本。那波道园活字本在编次方面都保留了原编面目。
（三）完整性
张元济在古籍整理中还始终恪守完整性原则。世称小徐本的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40卷，宋刊足本早已绝迹中土，传世的寿阳祁氏刊本，所依据的原本是仅有前二十九卷的述古堂影印抄本。后十一卷的残宋刻归藏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张元济誉之为“半璧之真，世所未见。”他在《四部丛刊》重印之际，即向瞿氏借影印宋刻残本，附于初印的述古影本之后。
二、扫除政治阴霾，追求出版真谛
学术研究受政治信仰影响是由来已久的传统，除历史文献本身因时间及传承诸因素而出现各种错误之外，还被人为地凭添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给学术发展带来明显的不利影响。张元济在其《诗文》中提到“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误吾辈。”这种认识在张元济整理古籍的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也直接决定了他整理出版古籍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学者求书之难，而是要还学术、史实以本来面貌。
张元济在整理影印过程中，千方百计还史实之原貌。为了揭露清统治者篡改明史的行为，他一方面在《四部丛刊》三编中收入清初《明史辑略》的抄本《明史抄略》，来补充殿本中未曾纪录的内容。另一方面他还在《明史》之后附录清末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殿版《辽史·纪第一》中曾提到：“太祖九年十月，钓鱼于鸭绿江。”张元济认为“钓”也是传刻中因形近而导致的错误，其正确的写法应该是“钩”他援引《辽史拾遗》中的四条记载，论证钩鱼才是正确写法，钓鱼与典制不符。在古籍整理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阻止古籍流失，保护文化载体
张元济出生于藏书世家，其九世祖张惟赤建涉园藏书。以后张家历代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事业。即使人在宦途也心系图籍。其六世祖张宗松等即以涉园藏书闻名。张元济自青年时就有“继承先祖遗业的大志”，一直嗜书如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不遗余力多方访求图书。1906年起陆续收入大批古籍，1908年命名为涵芬楼，1926年又扩充收藏建成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仍作为其善本书库单独存在。
清末民初是我国典籍聚散史上的重要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许多故家藏书大量流散、转移，其间不可避免伴随着损毁和遗弃的现象，造成学术研究中不同程度的断层。许多外国人，趁当时的混乱局面，以高价购走大批珍贵古籍，导致许多唐写本，宋、金、元刻本、旧抄书、精抄精校本等孤本、善本流入日本、欧美各国。古籍的大量损毁与外流，让张元济痛心疾首，他四处奔走，不惜重金抢救古籍。
1906年，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传出典藏待售的消息，张元济获悉后就与夏瑞芳商谈，准备从公司四十万资本中抽出八万元买这批珍籍。但因陆氏后人索价十万元以上而未能成交。张元济答应立即筹集款项，劝他切勿卖给日本人，并立即进京，力图说服当时的官学大臣荣庆拨款购买，但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等筹到足够的款项时，日本的三菱财阀已捷足先登，以十万八千元的价格买下全部藏书。这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大损失，张元济在它的《书札》中提到：“每一思之，心为之痛。”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张元济开始倾注极大的精力收罗古籍和珍本秘籍。为了保护文物、阻止古籍外流，张元济往往不计价格，以高昂的代价予以收购。
四、超越经济利益，致力传承文化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企业，涵芬楼藏书无疑是它的隐形资本。如果认为他的古籍刊印活动不为追求经济利益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张元济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在古籍的收藏、影印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层面，将二十世纪的古籍整理和刊印事业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为了保持古籍原貌，张元济往往不惜成本。以《续古逸丛书》的刊印为例，为了保持影印本的美观大方，丛书开本采用大三开，用纸方面则采用了厚质精白宣纸，书面为染古色纸，外套是深蓝色布函，十分精致典雅，不过这样一来成本大大提高。丛书的印制成本高，售价也随着提高，印数相当少，基本上是无利可图。文化载体的形式美是不可忽略的，同样的内容即可以存在于美的形式中，也可存在于丑陋的形式中，两者的价值截然不同，对人们的观念、情绪的感染和熏陶作用也有显著差别。对于古籍来说其形式美的作用就更要加倍了。张元济以一家私营企业的力量，顶着各种内外困难，前后坚持二十年从事古籍的影印，实在是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张荣华. 张元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张人凤. 智民之师张元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3]王灵善. 张元济古籍编校出版方法论浅析.新闻出版交流，2001.
[4]张喜梅. 张元济与古籍整理.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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