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有人问章太炎先生：“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先生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很多人知道太炎先生在经史方面的研究成就，却对他的医学研究不甚明了，所以太炎先生如此一说，倒也显得十分风趣。

其实太炎先生家族三世传医，其祖父、父亲、伯兄均长于医道，自小便耳濡目染，问学于兄长。对中医的研究，更是凭借宏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医史文献、训诂方面成绩卓著。尤其对仲景伤寒之学，太炎先生格外倾心。他说：“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还说：“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在当时民国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西方为尚、传统文化倍遭排斥，中医更是面临被“取缔”的命运，太炎先生发出此论，可谓振聋发聩、远见卓识！

本期中医家《每周一缕书香》为大家推荐的是太炎先生的医论著作——《章太炎医论》，该书又名《猝病新论》，医论内容涉及中医理法探讨、病症论述、古典医著的考证和评价等，共三十八篇。其中有些篇章见解之独特，就是今日读来仍觉受益匪浅，如论太阳病非局指太阳、论阳明病即温热病、论房劳伤寒证治、论古方权量、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等等，足以为后学之启迪。希望本期的推荐让你认识太炎先生的另一面，也为传统中医之研习增添信心。

作者简介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一生撰写各种医论百余篇，如《医术平议》、《仲氏世医记》、《拟重刻古医书目序》、《劝中医审霍乱之治》等等，其中涉及大量中医文献考据、训诂、医史方面内容，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取得相当成就，特别在文字释诂、辨异、本草及医经考校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崇尚仲景之学，认为“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

太炎先生研究医学不仅纯粹从传统医学着手，还十分注意从西学中汲取营养，在研究中西学理基础上，写成了《菌説》、《原人》、《原变》等文章，融会中西，被称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篇章摘录

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

《伤寒论》自王叔和编次，逮及两宋，未有异言。叔和之失，独在以《内经》一日一经之说强相傅会，遂失仲景大义。按论云：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此为全书起例。阳即太阳（举太阳发热恶寒为例，则阳明少阳可推知），阴即少阴（举少阴无热恶寒为例，则太阴、厥阴可推知），七日愈六日愈则未传经甚明。病有发于阴者，则阴病不必自阳而传又甚明。

又云：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是虽撰用《素问》，而实阴破其义，见伤寒不传者多矣。

又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柯氏以为经指经界，非指经脉，世多疑何氏好奇。然以《素问》《伤寒论》比度观之，彼说日行一经，六日则偏历六经，是一日为一经也。此说七日自愈为行其经尽，是七日为一经也。所谓再经者，或过经不愈，仍在太阳，或热渐向里，转属阳明，以预防其入阳明，故针足阳明尔。要之，阳病以七日为一经，阴病以六日为一经，一经犹言一候，与病脉义不相涉。至于太阳诸篇标题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而已，并不称太阳经，亦不烦改作经界义也。然人之病也，客邪自有浅深，形体亦各有强弱，或不待一经而愈，或过经仍不愈，或不待一经而传，或始终未尝传，其以七日为一经者，特略说大候，以示别于旧义焉尔。若然者，传经之文虽若与《素问》相会，要其取义绝异，则可知也。

阳明有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之别，正阳阳明为胃家实，不由太阳少阳所传。少阳阳明为少阳病，发汗利小便致胃中燥烦实大便难。太阳阳明但举脾约。而后又发为问答云。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以是见太阳阳明所由致。是则少阳阳明、太阳阳明多由误治而成其自然转属者独于五苓、承气等证偶见之耳。太阳篇又言太阳病发汗不彻转属阳明，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此虽转属，犹未尽入阳明也。而正阳阳明不由传致，阳明又无所复传，此与《素问》绝不相谋，更可知也。

夫仲景据积验，故六部各自为病。叔和拘旧义，故六经次第相传。彼之失也，则在过尊轩岐，而不暇与仲景辨其同异。后人诋讥叔和，核正序例六日传变之义，斯可已。若谓叔和改窜仲景真本，以徇己意，何故于此绝相抵捂之处而不加改窜耶？辨论虽繁，持之不得其故矣。

明赵清常所刻《伤寒论》有二：一单论本，为林亿等校定者。一论注本，即成无己所注者。单论本方下时有叔和按语（大字者叔和按语也，夹注者林亿校语也），而成注本多删之。如云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者，凡得四条：芍药甘草附子汤方下云：疑非仲景方。黄连汤方下云：疑非仲景方。蜜煎方下云：疑非仲景意，己试甚良。小青龙汤方下云：芫花不治利，麻黄主喘，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

亦有明源流较同异者，凡得七条：柴胡桂枝汤方下云：本云人参汤，作如桂枝法，加半夏、柴胡、黄芩，复如柴胡法。今用人参作半剂。生姜泻心汤方下云：附子泻心汤而本云加附子，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同体别名耳。生姜泻心汤本云理中人参黄芩汤，去桂枝、朮加黄连，并泻肝法。大柴胡汤方下云：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名大柴胡汤。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方下云：温服一升。本云黄耳杯，与去桂加白朮汤方下去，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宣减服之。桂枝二麻黄一汤方下云：本云柱枝汤二分，麻黄汤一分，合为两升，分再服，今合为一方。桂枝二越婵一汤方下云：本方当裁为越婢汤桂枝汤，合之饮一升，今合为一方，桂枝汤二分，越婢汤一分。

其称本云者，是仲景原本如此。而叔和删繁就简，或以今语通古语，此即故书今书之别。其云疑者，则不敢加以臆断。此等成本多删去之，唯存芍药甘草附子汤、大柴胡汤、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方下四事耳。假令叔和改窜仲景真本，疑者当直削其方，有大黄无大黄者，当以己意裁定，焉用旁皇却顾为也。叔和于真本有所改易者，唯是方名，如上所举生姜泻心汤等。有所改编者，唯痉湿暍一篇。其文日：伤寒所致太阳痉、湿、暍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此则痉、湿、暍等本在太阳篇中，叔和乃别次于太阳篇外。然则方名改易者犹郑注《周礼》有故书今书，篇第改编者犹《艺文志》承袭《七略》。有所出入，一皆著之明文，不于冥冥中私自更置也。可不可诸篇，叔和自言重集，亦不于冥冥中私自增益也。详此诸证，即知叔和搜集仲景遗文，施以编次，其矜慎也如此，犹可以改窜诬之耶？

林亿等校定《伤寒论》，据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所进上者，以其文理舛错，施以校雠。而校语亦为成注本所删。如太阳篇有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白散亦可服。柯氏以为黄连、巴豆寒热天渊，改定其文，作与三白小陷胸汤，即桔梗、贝母、巴豆三物者。是不悟单论本林校有云：一云与三物小白散。此仲景所著、叔和所编者其文本然。《千金翼方》第九卷云：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白散。其下即疏桔梗巴豆贝母方，是其证也。写者于三物小下误入陷胸汤三字，因于白散下臆增亦可服三字。方治相反，糅在证。成注唯据此本，而不出一本异文，遂启柯氏之疑。柯所改订，于义近之矣。要之，未检单论林校，又未以《千金翼方》参证，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之也。林之校《伤寒论》，犹大徐之校《说文解字》也，其文简质，缀学者观之欲卧。既读诸家书，则知林校之精绝矣（巴豆不可汤服，唯走马汤一用之耳。白散巴豆用至分，于全方七分居一。所谓一分者，即四分两之一，今称六分强。散服半钱匕，巴豆不及今称二厘，是以无害。柯氏作三白小陷胸汤，未思汤下巴豆至今称六分，未有不毙者也。若检林校一本，则爽然自失矣）。

自宋文宪承丹溪绪论，始谓《伤寒论》非仲景真本。由是方、喻诸公纷然改作，程氏、柯氏又加厉焉。柯氏《伤寒论翼》疏发大义，杰然出诸家上。其作论注，点窜又甚于诸家。柯氏之于《伤寒论》，犹近代段氏之于《说文解字》也。聪明特达，于作者真为素臣，而妄改亦滋多矣。是故柯氏之书当取其《论翼》，而不当尽取其《论注》也。然近世依据旧编不加改变者，有张志聪隐庵、黄坤载元御、陈念祖修园三家。黄氏偏主辛热，刚戾自是，造作天魂、地魄、黄芽诸汤，增益怪诞，无可观者。张陈虽无过，拘于标本胜复，多施空言，亦不得仲景真意，其文则是，其义乃多非。陈氏晚岁作伤寒串解，语渐精审，然犹未若柯氏论翼之妙也。凡诸注本改编者，既不足以厌人意，仍旧者亦多瑕疵，欲求佳注，信其难哉。唯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以大论条例隐奥，猝难寻绎，自为类次，而不曰仲景原本固然。此如《千金翼方》、《活人类证》二例，则为无害其注义精文洁，亦无枝叶之辞，胜于喻柯张陈诸注也若夫领录大体，必以柯氏《论翼》为主。

《章太炎先生读书图》 罗小珊作

（以下长文，无耐心者慎入）

附：章太炎：“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夙缘

孟庆云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二声，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此言绝无逞奇举解，自我矜夸之意。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国学大师的太炎先生以医学自许，既非如恽铁樵云：“医学乃其余绪”，也不是“医国无望，退而医人”，这是他的身世、爱好以及长期以来因于素养而积蕴的医学见解和实践等诸多契缘情结综合所致。可以这样说，在太炎先生的时代，西医传入后虽已立足，但仍有微词；对于中医，一些激进人士以求疵为善，学术与行业而临取消与存继之争。此时，正需要有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医学说理解蔽，放言张本。

太炎先生（1867—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因仰慕黄太冲（黄仲羲）、顾炎武（亭林），以太炎为别号，号既广为所闻，反掩其名字。此外尚有别号末底，又号末公，别署大汉阁主。他出身于“三世皆知医”的书香门第。祖父章鉴“少习举业，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书，研究三十年”，以德高艺馨嘉惠一方。其父章濬、兄章簇皆幼承家学，章簇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

1890年入沽经精舍随汉学大师俞曲园深造时，也和乃师一样，把一切古书作为考据的工具，在研读文史同时，泛涉医典，兼谈医理。但这位高足的行径、思想与“门秀二千士，名高四百州”的老师很不相同。俞曲园是道光二十年复试第一的进士，而章太炎却拒绝走科举的道路。俞氏忠于清朝，而太炎先生则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有“孙（文）黄（兴）章（太炎）”之盛誉，为此遭到老师的痛斥，但他不为所动，执意独行，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情怀写了《谢本师》一文。俞氏研医，以文献为主，著有《内经辨言》、《药言随笔》、《枕上二字诀》等，但因家人误于医，便言脉不可凭、药不足取，愤然而作《废医论》，这倒成为后来吴汝纶、余云帕等低讥中医的依据。而太炎先生毕生信仰中医、维护中医，把关爱中医作为他最迫切的文化使命。1906至1911年他二次流亡日本，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搜求宋明医书精本及验方，并加以归类、分析和考证，编著了《手写古医方》一册，期间曾为邹容、孙文等人“手疏医方”，不辍临床。1920年，他患黄疽，也能“自治得愈”。这都表明了他的实践功底，可以称他是“学问家之医生”。

太炎先生治医，上不取《内》《难》，下不采叶、薛诸家，独以长沙为师，贯通中西，疏通滞义，一时无二。他崇尚仲景之学，尝曰：“它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他认为“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说《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在他的医学论文中，以《伤寒论》为最多，有专论30余篇，多有发明。他系统考证了张仲景及王叔和的名、字、年代、籍贯和官职，王叔和名熙是他从《太平御览》、《千金方》《河东卫汛记》中考证出的。他肯定王叔和对仲景书的编次之功，指出仲景以人迎、跌阳、寸口的二部脉法与王叔和脉法的不同。他提出伤寒六经分证的六部说，赞同柯韵伯六经各有提纲之论，而认为六经依次递传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六经病均有专题论述，指出阳明病以“胃家实”足以概括，无所谓经证、腑证。他驳斥了时医误指小柴胡汤证为湿温，质言斯证“不离于少阳”。太炎先生深刻指出二急下证治法的机理在于通因通用。他质疑了柯韵伯在《伤寒论翼》中提出的“厥阴提纲是温病而非伤寒”的立论，他依据《素问》厥阴为两阴交尽之论，指出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气不相承接”，属性是伤寒，治以温通为主。这些创见，太炎先生足堪为《伤寒论》专家。

对于温病和明清以后发展起的温病学派，太炎先生力辟所非而独具卓见。对以往的《伤寒论》不涉温病和广义伤寒包括温病之争论，他赞同王朴庄、陆九芝等人的伤寒温病学派之论，指认陆九芝“阳明为成温之薮”之论，言“其实伤寒与温病，不能截然分别。凡病至发热不恶寒、曰渴、心烦者，即可称为阳明病，亦可以称为温病，不必强为划分也。不然，岂有一日服麻黄、桂枝之时，则为伤寒，次日服白虎、承气之时，即变成温病乎？”他指出温病与伤寒的内在联系及学术发展的关系，比吴鞠通等人的说法又进了一步。他撰写了《杂论温病》、《温病自口鼻入论》、《治温退热论》等。对于“伏气为病”，他系统论述了“伏暑说无据”，由是而引起人们对伏气温病概念的思考。据太炎先生的议论，当代温病学家们认为，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的临床意义，主要不是感而即发和伏而后发，而关键在于初起发病时不同的发病类型，伏气温病指的是病发于里的温病，如春温、伏暑等。太炎先生还在《论温病十八法十二方》、《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等论文中，指出温热治法是“随时移而有所变更”，是中医理论随时代进步的发展。

太炎先生以明敏的视野开拓辨证论治。1926年前后，霍乱流行，他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指出此次世界流行之霍乱，与《内经》、《伤寒论》之霍乱并非同病。他指出在辨证时，应对真霍乱与似霍乱、寒霍乱与热霍乱详加鉴别，在治法上他强调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理中汤辈救之，认为可与“西医之樟脑针、盐水针”相比匹。适时上海张赞臣等医师在临床验之，“注射盐水者二十一人，服中药四逆汤、理中汤者二十六人，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急性期治疗外，太炎先生还立“瘥后三法”，以五苓散消除水饮所致之胀满，以理中汤健运中焦，以桂枝汤调和营卫，把霍乱的辨证论治演为一完备的套路。

在太炎先生的医学著作里，系统地论述了疟疾、黄疽、肠僻、痉证、狐惑、脚气病等病的证治，是他率先将中医论治精神病进行归类命名，他指出：“世俗称精神病，亦云神经病”。在《精神病治法》一文中赅括了中医对百合病、脏躁、颠狂、伏梁、尸厥、小儿惊痈等病的证候特征及治方。他对外科疾患及外治法也饶有研究，指出仲景之大黄牡丹皮汤用以治疗现代医学称之为阑尾炎的肠痈，与西医之手术异曲而同工。太炎先生重视医案，他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他对唐以前之经方最笃功力，曾对339首古方分理诠注，此未刊稿为后人宝藏，题名为《古方选注》。

太炎先生以其训诂考据之学使中医文献铺墨增华。在训诂方而，他是继承俞越、孙治让之后古代训诂学的殿军，又是现代训诂学的开创者，他与弟子黄侃被称为章黄学派。民国医家训解医经者多出自章门，称得上是现代中医训诂学的鼻祖。如他对《素问·生气通天论》之“大风苛毒”之“苛”字，他训为“小”字，诸如此类，训字甚多。历代医家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之“火齐”，向来不注而默，经太炎先生考证，指出“火齐亦药名尔”，即《神农本草经》中之云母。他对古方权量及汤剂轻重作过深入的考证分析，曾撰写《论汤剂重轻之理》、《伤寒论若干方重量与水之折合》等多篇论文，指出汉代一两，当宋二钱，今在二钱、二钱间者为近，使读古医籍的人，对古方药量心中有数。他对一些病名涵义及源流也有考证，如对拘楼病，他说古代称为“丑”、“亚”，他在《新方言》中称“凡丑者曰拘楼”，又曰“亚，盖丑莫如局背，如训亚为戚。”太炎先生能全文背诵《说文解字》和《尔雅》，用此功底梳理中医文献，正是他能有诸多发明的缘由。陆渊雷先生以此赞誉先生说：“先生则引与论医，竟日不倦，时聆精义妙理，则退而震惊，以为中医之发明家，前无古人。”

在太炎先生的时代，西医传入之初，他从学术的角度注意汲取西学，是他最早著文介绍病原菌，早在1899年他撰《菌说》，后又发表《菌虫论》、《论微生菌致病之说》等论文，先后用虫菌、微生菌、微菌、毒菌等名词，后来医学界定名“细菌”，他赞同，在1931年《伤寒今释·序》中便用细菌一词。其实，细菌一词，是导源于先生的“微菌”而命名的。西医病名中的“粟粒结核”、“肠窒扶斯”等，是他在翻译医书中最先使用，“粟粒结核”沿用至今，“肠窒扶斯”以后改称“肠伤寒”，日本医书最早译为“伤寒”，太炎先生指出此病即是中医所称的湿温，并特录仲景十一方，《小品方》一方以为治湿温的准绳。此病治疗，当时西医有“不可下，误下则肠穿孔而下血”之说。他指出，用黄连主疗，“下之无穿孔之患”，“假令下血不止，自有芍药地黄汤治之”，扬中医之长而不盲目依附西说。他把西医病名与中医病情相对照而开发了古代中医的治法。如当时西医称之为浆液性肋膜炎者，须手术抽水，他应以悬饮，用仲景之十枣汤、《二因方》之控涎丹，“服之，痰涎从大便出，而胁下之水除矣。这即是中医学“善言古者，必验之于今”的见证，也表明先生对中西医学的融汇贯通。太炎先生以其对中医学术的贡献，被当时中医界公认为“国医革新之导师”。

二十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最牵动人心的大事是文化思潮之争，包括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学与玄学、中体与西体、中医与西医、国画与西画等等争论。对中医学则有废医论的取消派种种言论，对此，太炎先生全力支持中医对取消派的批驳，并亲自应战，他指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遂以为可废，则非出。”他指出：“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对中医的发展，他认为：“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斤斤持论与西医抗辩也。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不能治，而此能治之者”。他反对废止中医，也反对盲目目排斥西医，他的正确主张使中西医界都为之膺服。

作为开国元勋，又是思想家、国学大师，他从文化和科学的角度审视传统医学，他还从教育入手发展中医学。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他被公推为首任院长，两年后上海国医学院创立，他也被公推为院长。1933年，苏州国医学校创立，他用小篆亲笔题写“诚敬勤朴”四个大字作为校训，该校后改为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并创办苏州国医研究院，他被聘为名义校长及研究院院长。他所主持的院校，皆开设中医、西医和普通课，课堂教育和临床实习相结合，培养了章次公、陈存仁、陆渊雷等一代名医。叶橘泉先生自谓，是“读了章太炎先生的《碎病新论》后，从中受到启发而走上了专心治医的道路的。当时在上海江浙地区，太炎先生结稳一大批中医名家，如恽铁樵、王一仁、唐慎坊、王慎生的老师，但是，系统地把握医学理论和开拓实验研究才是医生乃至医学提升的关键。他甚至还直言：“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旋于事也；不责其言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荃与蹄为。”医生仅凭经验不知医理，求其然不知所以然焉能有所造诣，中国传统医学长期没超越经验医学的境界，与一贯的讲求“但求鱼兔，莫问荃蹄”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太炎先生曾撰出“二劫论”，认为中医掺入阴阳五行、道家仙方用药、佛教及理学是中国医学的二次劫难。其实，正是这些哲学和文化因素参与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大厦，为中医学增添了活力。太炎先生的一些偏颇与他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在二十世纪二二十年代，正值科玄论战，认为西学即是科学，一切以西学为衡，甚至有的中医也把中医理论向西医靠拢，大谈“中医科学化”，在此情势下，太炎先生在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以实践经验与取消派抗辩，无疑是明智之举。太炎先生提出的理论，如言二焦是淋巴管，从解剖论脾、胰“两器皆称脾”等，似有附会之意，这也是因时代视界所限而使然。

太炎先生有独特的治学方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金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他治医学也如此，章次公说他“语必征实，说必尽理，对于注释经典，他认为没有把握住真义不如不注，反对“臆造新解”。于学术，他以小学、子书、医理堪称二绝，其小学子书传黄侃等，黄侃传陆宗达，陆宗达传钱超尘，当代钱超尘整理多部医经，皆从其训，对中医文献学做出了贡献。

太炎先生晚年集中精力于医学，诚为中医学之幸。他从1927年到1936年在阅读中外医书和临证同时，撰写了几十篇医学论文，在探索医学与易学关系时，有着深刻的反思。清季以来，自龚自珍开始，反对五行学说，梁启超、章太炎等继之。太炎先生曾写《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等进行专题批判。但从他毕生对医学的研究看，他对待五行学说（包括五运六气）大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他在晚年论及医易关系时指出，以八卦与五行推演出了生克关系，以其平衡之理应用于医疗科学。他早年否认五运六气，晚年也有所转变，他在《医沽》眉批按语中说：“不知六气二候，而欲按病疏方，则人人能为医矣。此本专门之技，岂文儒泛滥者能袭取。”}深思敏学而改变观念，表明太炎先生之学问是与年并进的。

太炎先生为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一生七被追捕，两入牢狱，他拂衣高蹈、不囿流俗、狂介而真率，平生轶事殊多，他行医足迹主要在江浙沪上，也流传不少美谈佳话。他晚年为人开处方，写的是金文，药店不认得，事后他愤然说：“不认识字，开什么药店。”他与腾冲李印泉（根源）为挚交，李印泉僦居苏州患脑疽甚笃，太炎先生多次致函印泉老人的孙子，信中畅论医法并荐医赠药，印泉老人病愈后，将十二通信函装裱，制成线装书一卷，视若拱璧，成为历史的珍藏。太炎先生在民国二年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受幽羁之时感风寒而患鼻渊，自己常用辛夷末治疗，陈存仁向他推荐碧云散方，将芙蓉叶研末更有效，他试试应验，恰巧时有杭州虎跑僧人前来向他索求书法，他即刻书写辛夷、芙蓉时治鼻渊之语，文意风雅有趣。太炎先生中西医朋友甚多，他与恽铁樵极为友善，铁樵先生在苏州养病，就住在太炎先生家里，铁樵先生逝世时，太炎先生挽云：“千金方不是奇书，更从沧溟求启秋；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太炎先生和西医往还也很多，某年名西医江逢治博士患少阴伤寒而卒，先生亲撰挽联志哀，付邮寄去。联云：“医师著录儿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此联含医理而含蓄，明眼人能看出学术调侃情调。太炎先生与余云岫为师生，虽有学术争论，但人情过从甚密。余云岫长子与沈志翔次女结婚时，太炎先生题词为：“上医有经，黄帝不妨求素女；良冶之子，莫邪今已配干将。”（原题下案：余氏世医，沈氏世冶）

太炎先生于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政界学界挽联甚多，蔡元培先生挽联云：“后太冲炎武已上百余年驱靴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仪甄微广学自成一家。”上联道出太炎由来：倾慕黄宗羲、顾炎武；下联言自成一家的根基：学于孙仲容（治让）、俞曲园。许寿裳集章太炎先生的文句作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装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儒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上联称国学大师，下联指为革命元勋。可见人们对他器重的还是革命与国学。但是，他对医学之功绩也是不可泯没的。

（文章摘自《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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