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的诸多大家当中，章太炎可谓极其特殊的一位。“君子藏器于身，相时而动”，面对文化革新大潮的来临，其他人要么热情欢迎，成为弄潮儿，要么冷眼旁观、大唱反调，要么先引风气之先，逐渐淡出。唯独章太炎，做出了在那个时代看似最不可理解的“墙头草行为”——他在五四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喊出了摒弃儒学的时代先声，当运动真正开始后，他却又成为最坚定的反对派和传统文化、思想的捍卫者。在这“逆时而动”的一正一反之间，这位民国初年的“第一国学大家”究竟在想什么呢？
在五四运动以前，传统中国人对思想家的要求极为苛刻，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伟大的思想，还要有伟大的行动。儒家所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宛如当下网络小说中主人公修仙练级一般，只有全达到了才能够得上圣人的标准。虽然细数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儒，真正勉强做到这些的也只有王阳明一人而已。但要求始终是这个要求，从来没有降低过。而在清末的乱世当中，当国家面临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时，这种对“治世圣人”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就在此时，章太炎来了，他几乎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也正是这种千年以来传统文化梦寐以求“复合型人才”的稀缺性，注定了章太炎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会十分纠结。
在赶上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思想家中，章太炎的年纪仅次于辜鸿铭，1869年他出生于浙江余杭一个地主家庭，原名章炳麟，后因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其实从“太炎”这个名字的来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倾向——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明末清初以明朝遗老自居的儒学大家。章太炎以此二人为标杆，其志不言而喻。
的确，作为从小由外祖父、汉学家朱有虔亲自教导，稍长后又拜入经学大师俞樾门下，受过正统且系统儒家教育的人，章太炎继承了儒家浙东学派的傲骨与志向，并且还有所发展：他将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夷夏观念，与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相结合，形成了极具个人色彩且对满清的外族统治抱着消极态度的民族主义观念，这种思想成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及投身革命的原初动力。
学成后的青年章太炎正赶上清末的戊戌变法，曾经短暂加入过康有为的“强学会”，还担任过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编辑。但国学修养深厚的章太炎很快就看清了号称“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等人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如果不是这场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百余天就迅速破灭，章太炎很可能已经先于守旧派与其决裂。
维新失败后，同样被扣上“康党”名号、不得已跑去日本的章太炎立刻发文大骂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乡愿”，把维新搞得一塌糊涂，至于其赖以立身的国学修养，章太炎更看不上眼，说其不过是“有点根基而已”。至此，章太炎与维新派决裂，转投革命派的怀抱，后来还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我们可以猜测，在与康有为决裂后，章太炎就基本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在当时致力于革新中国的变革者中，没有人在国学修养上能超过他。这个观点几乎伴随其一生，以至于后来他被袁世凯软禁时竟在家书中对子侄哀叹：“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奇怪的是，这个看起来狂傲至极的论断却得到了胡适、鲁迅等人的承认和背书。的确，学问做到章太炎这个程度，还肯抛弃优哉游哉的书斋生活，出山为革命事业赌命的人，确实不多见。
既然章太炎是革命者中的思想家，思想者里的革命家，那么总结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思想找到新路的任务，至少在当时看来就该由他来完成。然而章太炎做出的“前后矛盾”的结论，却让一批他的跟从者差点闪了腰。
1906年，章太炎在孙中山的鼎力支持下再度赴日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从这时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发表的大量文章，几乎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如果说批判传统文化是五四运动最首要的思想核心，那么章太炎早在运动发起前十余年就已将这个口号暗藏到了他的文字之中。
以章太炎之文化修养，当然不会直接喊出“打倒孔家店”这么俚俗的口号，但他的论述却比这句单纯的口号更要命：首先是诛心。章太炎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唯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这种“官本位”文化、士子汲汲于功名的传统就逐渐养成了，至于今而极难去根。
不仅动机不纯，章太炎觉得儒家在手段上也不咋的，“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一切都是手段，“湛心荣利，较然可知”。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这必然造成诈伪之风，单凭一张利口，好坏两面说，毫无定见，“无可无不可”。
在结果上，章太炎指出，儒家无可避免地造就大批“乡愿”，也就是为了和稀泥什么原则也不讲的老好人。章太炎说，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你孔子只笑老百姓没操守，不骂当官的没节操，说白了还不是自己想当官？在当时的章太炎看来，中国之所以多顺风倒的势利小人，而缺乏定见始终如一的君子，儒学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
今天看来，章太炎这一时期对儒家的批判几乎是“抄家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五四运动中很多其他人的论述和批判更深刻而不留情面——五四运动中的多数批判还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批判儒学务虚不务实。而章太炎的这种批评则干脆一锄头刨了儒学的祖坟——你儒学从动机上就不纯正，手段也不正义，影响更是恶劣。别说没有实用价值，道德上也站不住脚。
章门弟子合影，左起：朱镜宙、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刘文典。
所以，梳理源流我们会发现，在整场五四运动中，对儒学批判最狠、最为“诛心”的那一派声音，其实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或者“私淑弟子”发出的。鲁迅等人直接或间接地继承章太炎此时对于儒学这种“全方位批判法”并将其发扬光大。所以说起来，其实是章太炎这个国学大家亲手点燃了五四运动批判传统的第一把火。
然而，对于章太炎本人而言，他此时对儒学如此不留情面，其实也动机不纯。说起来无非出于“公义”又兼“私愤”：从公义上说，《民报》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同盟会所倡导的共和革命摇唇鼓舌，儒学作为中国数千年皇权一直披着的外衣，当然首先被视作攻击对象。而从私愤角度而言，其实任谁都能看出，章太炎此时笔下孔子形象其实无限接近他所痛恨的保皇党领袖康有为。章太炎的这种论述方式，毫无疑问是在指桑骂槐。
然而，此时意气风发的章太炎，不仅没有料到自己亲手播下的种子在未来将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更没有想到，当巨浪来临后，他会站在这场浪潮的反面。
1919年，当五四运动真正兴起时，章太炎已过知天命之年。他本可以坐享其成——从政治上说，他作为同盟会元老，享有革命元勋的尊荣。从文化上说，此时正在崛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闯将们不是他的后辈就是他的学生。章太炎本人又刚刚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忍受了多年软禁，这个经历让他又平添了一抹革命殉道者的色彩。如果他肯站在文化革新的潮头振臂一呼，这场运动中旗手的角色似乎非他莫属。
然而章太炎却在此时走向了昔日自己和此时大众的对立面。他跑到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
相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树立起的两杆大旗——“科学”和“民主”，章太炎反而像当年批判儒学一样开始大唱反调。
对于科学，他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中“道德由于科学”的观点。在《适宜今日之理学》中，他明确说：
科学者流，乃谓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此其流弊，使人玩物丧志，纵欲以败度。
换句话说，章太炎断言用“科学”去评判道德将会导致道德的崩溃，缺乏道德礼俗规范的人便将陷入“纵欲以败度”的境地。更有甚者，章太炎还担心这种用科学评判中国传统道德和历史的做法将败坏中国的“国性”。
对于民主，章太炎则将火力集中到当时备受热捧的代议制民主上。他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
代议制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变体，西方和日本刚刚脱离封建体制，所以实行代议制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改良。中国实行代议制之后，凭空又制造了一个阶级，因此他竟然呼吁在中国断不可施行代议制民主。
文章写到激愤之处，章太炎干脆声称：“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这样的观点给当时的学界造成了严重的误解，以为他以辛亥革命元勋之身份反而主张专制。如果不是他曾经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义举在前，外加鲁迅等人念师徒之情对其多方维护在后，在轰轰烈烈、连孔子都已经打倒了的五四运动中，章太炎差点就被当做“专制余孽”遭万人唾骂了。
章太炎、朱希祖、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等人的合影
章太炎晚年这个急转弯式的思想转变何以发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公案，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从小受到的儒家传统教育使然，也有人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过激的观点和口号刺激了这位脾气和学问同样大的大家，使其走向了自己思想的反面。
但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正如鲁迅所言，章太炎是一个“革命者”形象大于“思想者”的人。
如果说思想者的思维习惯根基在于“立”，那么革命者则更注重“破”。在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以前，身为革命者的章太炎认为当时横亘在中国面前最大的障碍是冗余而畸形的传统观念，因此他致力于大刀阔斧地革陈出新，甚至不惜对孔子直接开炮。
然而，当清王朝已然垮台、梦想复辟的袁世凯寿终正寝后，一贯先知先觉的章太炎面对新文化运动又多了一分新的忧虑——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姗姗来迟的，还是矫枉过正的。于是他从五四运动的最早先驱，摇身一变，成为了它最有力的反制者。
然而，归根结底，章太炎还是将他独特的精神与气质留给了五四运动。那是一场破大于立的运动，那是一个敢于批判旧思维、提倡新思维的运动。那更是一场以思想自由为贵的运动——而这一切像极了站在这场运动对面，用严父一般挑剔目光审视着它的那位大家——章太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壹点号 人文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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