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的《青春之歌》是要被算作当代文学经典的了。因为是自传体，有人指出余永泽者，即近年赫赫有名的“大散文家”张中行。于是读者饶有兴趣，看看这位北大三老之一，与书中那个落后分子究竟有何相似处。
《青春之歌》书影
这件事前几年引发了一场风波，是因某杂志对杨沫的访谈而起。可惜当时的原文现在找不到，也没借到杨沫夫妇后来出的回忆录《爱也残酷，爱也温柔》，但大致情形，也不出张中行《流年碎影》中提及的：“她（杨沫）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落后云云，是杨沫的看法，负心，则好象没什么佐证，因为不单张中行从未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也没有什么别的艳遇——有的话，我觉得杨沫一定会写。
至于到老还强调离开此人是正确的，是有点怨毒了。这就难怪写过《顺生论》的张老夫子也难以八风不动，在轻描淡写的笔法中透出了他的嘲讽：
认定是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以谅解的。
嘲讽是因为恼怒。而恼怒，恰恰证明了未免有情。张中行平铺直叙地讲说故事，但还是藏不住对过往的眷恋，如他描摹初见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词，“富于感情”却加了一个“像是”，个中情怀，不问可知，对应的是后来的“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
杨沫
说到后来，张中行给这段感情的评价竟是高得惊人，全不像他回忆得那么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显然是感于前而怨于后。
张中行是“胡适之的大弟子”，自然讲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话柄，有时就像方遯翁写日记，把自己的牢骚让给人去发。《青春之歌》出版后，他的情绪不会不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
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
《青春之歌》电影里的林道静
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青春之歌》电影里的余永泽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做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
杨早著“新史记系列”之《野史记（修订本）》《说史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