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崇效寺《青松红杏图》，说到张中行先生

由崇效寺《青松红杏图》，说到张中行先生

李茂林

崇效寺

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昔为唐代刘济舍宅所建，元代和明代都有大规模的修葺。明天顺年间（1457—1464）重修，明嘉靖时（1522—1566）于寺中增建藏经阁。清初，崇效寺有大片枣树，每至晚春，枣花盛开吸引诸多文人。清初诗人王士祯（王渔洋）称崇效寺为枣花寺。

后来枣花寺又以丁香和牡丹出名，也吸引不少文人墨客。除了诸多的应时之花外，崇效寺还藏有一名画——《青松红杏图》，据《燕都丛考》等史书记载，《青松红杏图》画卷，为明末清初扬州人的智朴和尚所绘，智扑和尚俗姓张，乃明末年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偏将，曾随洪承畴督师迎战清军于关外的松山、杏山。洪承畴兵败被俘，变节降清，而他偏不愿随洪承畴变节投降，遁入京东盘山寺出家为僧，取名智朴。他经历了松山、杏山之役，亲眼看到明军将士惨死疆场，悲愤之余，逐创作出了一幅影射松、杏二山战役的《青松红杏图》。据《燕都丛考》一书记载，图中“一老僧凭松而立，苍枝蚪亘，红杏夹之，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

此画卷被清初王士祯看到亲笔题写了“青松红杏图”五个大字，又在卷下题写了诗句。当时朱竹垞、王昊庐、查他山、陈香泉、孙松坪俱有题句。此后，凡文人墨客到崇效寺，都要瞻仰一下这幅珍贵的《青松红杏图》，并且在上面题咏。续题的人前后以千人计，其卷分为正副两卷，粗如牛腰。题写者中，历代名人有纪晓岚、洪亮吉、林则徐、李慈铭、王先谦、康有为、梁启超、曾国藩直到鲁迅。人称“大观”，堪称京华之最！

20世纪40年代后期，张中行来参观崇效寺，回去以后，细细地写了一段文字，记载当时欣赏《青松红杏图》的情景，且看他在《崇效寺》一文中是怎么记述的：

“记得是秋天，观赏牡丹的人早已绝迹，寺里很清静，时间是上午，寺里还准备了午斋。我这次去有目的，是看《青松红杏图》卷。寺里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来，很粗的一个卷子，可见题咏之多。图画得平平。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也许是以形象表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总之，这是因怪而奇。展看题咏，由清初到清末，有名的文人墨客包容不少，当作历史的遗迹，说是可珍重也不无理由。”（见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页212）

张中行先生说：“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却又说：“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于是他认为此画是“因怪而奇”。张中行先生写此文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了，他记叙的是年青时访崇效寺之事，难道六七十年间他仍然抱此疑问？作为北京文人，不知《青松红杏图》含义所在，实在有点OUT了。难道张中行先生真的不晓得画中红杏之意义？还是另有疑问与高见？吾不得而知。由此，我倒怀疑起张中行先生是新派人物了，因为传统文人不至于斯，五四后中国的假洋鬼子不明就里是毫不足怪的。至今《宣武区志》关于崇效寺记述中就根本没有没有言及《青松红杏图》，清代具有官方意味的《日下旧闻考》在绍介崇效寺时提到那里“枣树千株”，“万缘碑”“俶诡”，也没提到寺内藏有的《青松红杏图》。此《青松红杏图》抑或只是满清以后，大汉传统文人之情结吧。

又读到张中行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满井》——即袁宏道《满井游记》所言之北京安定门外之满井。张中行先生说：“是个有砌石围着的方形小池塘，即所谓‘井’，其中有水，即所谓‘满’。” （见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页233）老先生真有两下子，本来北京人所说之“满井”是指水溢而不喷涌之泉，是一专名词，张中行先生却要将“满井”二字分别具体落实，能不贻笑方家乎？本人觉得张中行先生作为“洋派学者”，倒也担得，视为传统文人雅士，无乃贬低乎？贬低何在？在于责人“学于洋”而不得，老而“归于土”也。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