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从来就是充满差异和纷争，遍布摩擦与冲突的对立统一体。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在对立统一中走向未来的复杂进程。大国关系，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通常会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世界上其他各种矛盾的发生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的阴晴冷暖，决定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革方向。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百年进程的起始阶段，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矛盾的多发性、尖锐性与复杂性，令人目不暇接。表面上看，这是人类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必然反应，本质上说，是国际关系中各种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的突出显现。当前剧烈变动的中美关系，不仅涉及政治、经贸、金融、投资、人文、文化、安全等双边事务，也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地区性与全球性问题，影响着国际秩序重构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冲突不断，有时甚至出现全局性紧张和深重危机。但全面地、综合地、发展地看，由于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持续发生有利于中方的改变，中美关系总体上步入了发展利益深度交融、人文交流极为活跃、安全关切密切交织、战略互求此生彼长的良性轨道。中美双方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可持续状态。
40年来，由于中方始终秉承既反对强权政治，又谋求平等合作的原则立场，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和大趋势基本上没有改变。双方既激烈竞争又寻求合作，既彼此防范又相互借重，形成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关系，尤其不同于冷战时期苏美两国全面对抗的超级大国关系范式。这种良性互动、理性运行的新型大国关系，给双方乃至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势头迅猛，世界权力中心向东方转移不可遏止。美国因内外问题相互交织，处理国际事务今不如昔，霸权地位受到冲击，全社会出现战略焦虑。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高举“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民粹主义大旗，对现存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发起全面冲击。中国因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发展路径不同于美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协调力与动员力与日俱增，自然而然地被保守色彩极为浓郁的特朗普政府视为战略竞争的最大对手，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一轮战略博弈的主要对象。
去年3月，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随后运用非经济手段，重创技术上严重依赖美方的中国中兴公司，而后重拳出击，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华为公司下了黑手，不遗余力地构建封杀华为技术的国际统一战线。面对初露端倪且快速升级的美国对华“新冷战”，中方表现出高度成熟的外交定力和战略耐心，坚持将国际舆论所说的“贸易战”界定为贸易摩擦，积极稳妥地同美国进行对话磋商，努力争取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但美国要价畸高，将经贸纷争扩展到科技和人文交流领域，甚至扩展到地区安全，特别是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领域。中美关系脱离常态的危险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严峻。
不难看出，正是由于特朗普本人的“推特”导向，不但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就连商界学界和主流媒体，也越来越普遍地将中国视为美国“世界领袖地位”的最大威胁。日前特朗普与卡特前总统通电话时，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非常担心中国会领先美国。这种杯弓蛇影式的“忧患”意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恐华”心态，成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成了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的行为指南。
不久前，一批对华不了解、不友善的保守派人士成立了所谓的应对紧急威胁委员会，即美国媒体所说的反华俱乐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某些美国人关于“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的结论。泛美银行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说好要在中国成都举行，中方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中美两国在委内瑞拉代表资格问题上分歧严重，会议行将召开之即宣布取消。这说明，中美之间的矛盾和争执，已经对重大国际事务造成消极影响。这是双方和国际社会都已看到的严重现实。
中美两国正在紧张进行的贸易谈判，历经九轮，仍未做到尘埃落定。无论美方释放多少所谓积极讯号，两国最终能否签署指导未来关系发展的新文件，仍然充满变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美两国经贸纷争还没有解决，特朗普就已明确提出，中美俄三国应就减少军费开支展开谈判。这意味着，军控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搏弈的新领域，中国可能遭遇新的更大压力。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面对中美关系目前的“准危机”状态或是“新冷战”局面，中方将协调合作稳定确立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总基调。因为只有这样，中美两国才能更好地解决各自国内面临的种种问题，各种地区性全球性矛盾与冲突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在这个艰辛而曲折的历史性博弈中，美国将长期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在实力对比方面美方拥有较大优势，有大量传统盟友与其为伍，同时还在于中美摩擦与冲突，主要是美方挑起的，美方责任更大，对国际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强。面对这种情况，中方不是简单周旋，不是消极无为，更不是退让妥协，而是一方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以对话谈判方式解决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美方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激活并有效利用双方已经搭建起来的各种对话机制与平台，以开拓进取精神主动谋求彼此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异的平等合作关系，努力争取双方在战略安全问题上坦诚沟通，在经济技术和人文领域扩大互利合作，对存在重大分歧和蕴含危机的问题实行有效管控，通过坚定不移和坚持不懈的理性互动，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持续构筑中美关系新范式。
中美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和矛盾是广泛而深刻的。双方围绕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与价值观体系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是难以调和的。因此，构建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不能单纯以经贸关系为基石，而应置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对话三大基础之上。尽最大可能推动中美关系回归良性互动与理性发展轨道，既符合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进而成为负责任世界大国的时代要求，也符合美国维护自身战略定位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与安全的普遍利益。中美双方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对美方，既然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要明之以利，示之以威。历史将证明，中美两国在折冲樽俎中实现彼此包容，应是双方的共同选择，也是唯一选择。否则，非但中美关系没有前途，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没有出路。
（作者为中联部原副部长 于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