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苏家出三杰”，而其中尤以苏轼声名最盛，造诣最高，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上，苏轼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曲水调歌头，当今的小孩也是能朗诵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还是昨日的月亮，但苏轼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他那不朽的诗篇，千古流传，传唱不息......
感怀，以此篇追思苏轼的人生过往，领略他的宠辱不惊，旷达情怀......
苏轼 望江南 超然台作
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才华盖世苏东坡
苏轼苏辙从小便文采出众，聪慧过人，其父又循循善诱之，出类拔萃，常无人敢于之比试...
这就有一个故事
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载：“二苏（苏轼、苏辙兄弟）赴试，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公偶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于是不试而去者十八九。”
此是稗史，虽不足为信，但也并不为过。苏东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事实为证，那是时人和后人都钦敬有加的。据载，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在汴京应试，他的光彩夺目的才华深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激赏。欧公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他还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苏东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事实为证，当时的世人都是钦佩不已的!
后来谶语成真！
他没有辜负欧老前辈的瞩望，后来，他果然成为继欧公之后的文坛巨擘。苏东坡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里，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超群拔伦的“通才”
“全才” ——
散文，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文章四大家”之一；
诗歌，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
长短句，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的创始人；
书法，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
绘画，他是以文同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
钟情于姜白石、苏东坡长短句的著名学者陈廷焯曾在他的《白雨斋词话》中说过：“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从他的眼光来看，白石是“仙”，而苏东坡则亦“神”亦“仙”，可见他对苏东坡是青睐有加的。
到底是时代造就了这些鬼才，于战国时期造就了在长江上游举头“问天”的三闾大夫屈原，大唐年间又造就了在长江下游“举杯邀明月”的青莲居士；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北宋时期，不甘寂寞，又在长江中游造就了“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并赠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卓绝的才华。可笑，东坡先生也曾经不无自负地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苏东坡年少时，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世心。”“齐物”和“济世”，成了他后来在浮沉的宦海生涯中坚持勤政爱民的主旋律。他秉性刚正不阿，从不趋炎媚俗，坚持着自己“知民有难，不忍不言”的追求，始终以忠心劝谏，为民请命，发展生产，解除疾困，富国安民为己任。
据《西湖人物》载：元祐四年七月，苏东坡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杭州，可是刚遇上是年亢旱，饥疫蔓延，东坡看在眼里，不禁忧心如焚，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他不顾个人安危，上表朝廷，请求豁免杭州向朝廷上缴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度僧牒百”，换成米粮以赈灾济民。孰料入秋之后，又逢连日大雨，钱塘江、西湖水涨，郊区一片汪洋，舟楫行于市井。东坡再次上表，请求朝廷豁免上缴供米的一半，并打开义仓，先后粜出食米四十万石。他又组织人员多方募捐，设立医疗机构，深入村镇街巷分片治病。由于措施得力，杭州百姓度过了两次大灾荒。为了变西湖水害为水利，在杭州治事时，他每天都去工地参加挖葑除泥筑堤劳动，与劳苦大众同甘共苦，激发起筑堤者的热情，很快就建成了苏堤。
又据《西湖游览志》载，东坡在杭州做了两年知州，只带回几块石头。他在诗中说道：“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他因为关心民瘼，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
苏轼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放荡不羁，坎坷不断的“老苏”
上天在赋予苏东坡卓绝才华的同时，也把无尽的坎坷、挫折、打击，作为一笔特殊的“礼物”抛给了他。可以说，才华横溢造就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但也造就了饱经磨难的苏东坡。
毋庸讳言，才华横溢的人，由于口快笔锐，刚介不随，往往就与世俗格格不入——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人。宋朝的费衮《梁溪漫志》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为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有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东坡小妾）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笑。”
才气太盛，不拘一格，心无旁碍；因为心无旁碍，自然口无遮拦。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持不同政见，力言其弊，认为“求治太急，所言太广，进人太锐”，投了反对票；司马光尽废旧法，“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又认为应该“较量利害，权衡轻重”，政策的多变易于引起“吏缘为奸而贼民”的不良后果，为此唱起了反调。新旧两党中的小人忌恨他对朝野之事太过关心了，而且从不讳言，明确表态，因此忿忿，便投井下石，让苏东坡陷入了党争的漩涡。
其实，苏东坡的“不合时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皇上的忠诚，对黎民的热爱 。上无愧于朝廷，下无怍于百姓，基于这样的思想理念，所以心直口快，刚介不随。
他曾多次自诩为“狂士”，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中他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颍州初别子由》中他又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他还写诗咏志说：“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这也许正是他时时处处自觉或不自觉地张扬自己个性的最好诠释。
他的性格，在某些人看来，忒过张扬，忒过显露；这样，就使他的为官生涯充满了变数，也为他的人生旅途种下了荆棘。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合时宜”的本性，注定了苏东坡永远被悲愤骚扰的宿命。
乌台诗案
他做过官，而且为官生涯并不短暂，但他面对官场，绝对不如他在笔墨纸砚面前那样灵动活脱，得心应手，舒卷自如。他为文汪洋恣肆，他吟诗触处得趣，他填词翻空出奇……他因文字而驭风骑气，名满天下，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达官显贵们是容不得这样的人的；君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你想上到山巅，我就非得把你按到谷底不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臣李定等人就先后四次上书弹劾苏轼。他们摘出苏轼的一些诗文，说这些诗文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
根据“三人成虎”的定律，宋神宗果然龙颜大怒，立马下令御史台（乌台）审理。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心急火燎地赶到湖州衙门，当场把时在湖州知州任上的苏东坡给抓起来了。据目击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在这次“乌台诗案”中，苏东坡被无辜关押了整整一百三十天。好在退了职的王安石不计在任时与苏东坡的龃龉，“宰相肚里能撑船”，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才得以从轻发落，被贬往黄州了事。
这只是苏东坡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而已。他的一生中遭受了太多的挫折——他由谷底攀上山巅，又从山巅跌入谷底，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可以说，自他登上官场以后，其生命始终处于“流放”之中。在他的“生命曲线图”上，苏东坡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被掷入谷底，陷入了大起大落，迭遭磨难的怪圈。
苏轼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我们读这首词，感觉苏轼是多么豁达乐观，但不知道的是，当时的苏轼有着难以言说的辛酸......
苏东坡遭受的最沉重的“连锁打击”可以从绍圣元年（1094）算起——
这年四月，东坡落两职（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追一官（取消定州知州之任），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名义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孰料诰命甫下，又降为“充左承议郎”（正六品下）。
六月，东坡赴贬所当涂时，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属官）、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安置。
东坡无奈，携幼子苏过等南下，途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又被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地位比“司马”低的属官），仍然是惠州安置。是年十月，苏东坡才风尘仆仆地到达惠州。
流年不顺，厄运牢牢地罩住了身心疲惫的东坡居士。到了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东坡再次被贬，贬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这一年，他正好迈入“知命”的门槛。
从绍圣元年四月起，苏东坡的政治境遇每况愈下，呈现了“大滑坡”的趋势，并且一落千丈，滑到谷底，再也没有“回升”的机会。
屡屡碰壁的苏东坡，曾不止一次地自嘲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平生文字为吾累”，“自笑平生为口忙”；他还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依然是大笔振迅，寄慨遥深。
苏轼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古人评诗论文，常常喜欢一言以蔽之。《沧浪诗话》评苏、辛两位大词人，说稼轩词贵在一个“豪”字，而东坡词则贵在一个“旷”字，实在是鞭辟入里的。一个“旷”字，就不仅把东坡的词风揭示得淋漓尽致，也把他为人处世的个性剖析得入木三分。
“旷”者，开朗也，空阔也；今人谓之“旷达”也，“豁达”也，亦即放任达观。
旷达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东坡的心胸，就像浩瀚的大海，无垠的宇宙，既能包容丽日蓝天，又能包容狂风骤雨。至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在不可回避的大难浩劫面前，都能够很好地调适自己的心灵，让自己始终处于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自乐其乐的超然境界。
他是儒家传统古训下训导出来的士子，因此他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又精通佛老哲学，所以他一向以哲学的思辩看待人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使他常常能适时调整心态，换一种活法。自谪居黄州后，他便躬耕郡城东边的旧营地，并取名“东坡”，同时自号为“?0?2东坡先生”。这个自号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的背后，他始终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
当他万里投荒，来到岭南的惠州以后，他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还说：“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中，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他作《纵笔》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宰相章惇闻之，勃然大怒，说他还这样“安稳”，就再贬儋州。
为什么章惇要把苏东坡贬往儋州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章惇曾协助王安石编过《字说》，其中违反“六书”规律的所谓创新之论不乏穿凿附会之处，被苏轼嘲笑过。苏东坡字“子瞻”，他落难以后，为人刻薄的章惇便玩起了文字游戏，戏取“瞻”的偏旁，把他流放到了“儋州”。东坡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他的流放地就是“雷州”；而刘莘呢，自然就被贬往了“新州”。
“龙游浅水遭虾戏，风入牢笼被鸟欺。
”才华横溢的苏大学士，就这样被章惇玩弄于股掌之上，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凌辱。
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流放地是当时孤悬海外的“天涯海角”——海南岛。苏东坡在《与元老侄孙》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在大多人眼里，这里绝对是蛮荒之地，生活之困窘，环境之艰苦，从苏东坡在给侄孙的信中可见大略。然而，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在饱受折磨、历尽沧桑以后，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这是一般人所万难企及的。他在岭南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渔家傲》，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贫病交加的时候把眼泪吞入愁肠，是身陷绝境的时候把笑容朝向人间。安处困厄，寄情山水以自娱；咳唾成章，托志幽物以自喻。是的，没有睿哲的思辩，没有对患难的藐视，没有超拔忧恐的气度，没有对人生、对美好的事物始终不渝的执著和追求，是不可能有此旷达的胸襟的。这种“旷”的胸襟，使他能保证能够自己的精神独立，藉此战胜了多舛的命运。
无论何时何地，苏东坡都能用一颗永远天真烂漫的童心来看待人间。他极善于“找乐”，也极善于“造乐”，他为人处世一直保持着他特有的诙谐、幽默、机智和达观，有关他的许多轶事佳话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譬如，他在黄冈的时候，曾戏作《食猪肉》诗，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自此，肥而不腻的“东坡肉”，成了许多人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在海南岛，他把“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看作是“谪居三适”；尽管病老衰微，但他仍然豁达乐观，每日饮酒食芋，著述赋诗，从痛苦中超脱出来。
在他的眼里，贬谪之地就是故乡，天涯海角也是胜地。在天气卑湿、地气蒸溽的海南岛，他在《在儋耳书》中做了至为旷达的想象，文中写道：“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是的，有了这样的胸襟，章惇等人又奈我何呢！
苏轼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蓑烟雨任平生
浪迹天涯，万里为客，形影相吊，本是让人深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事，但是，清雅出尘的襟怀，飘然脱俗的气度，使我们的东坡先生始终能自得其乐、自乐其乐。他在《定风波》一词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就是他宠辱不惊、随缘自适的生活哲学。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不如笑对前路，学苏轼那样，“一蓑风雨任平生”，以旷达的胸襟来对待人世间所有的“艰难”！
“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一琴，一酒，一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