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至649年这23年期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非常辉煌、极为璀璨的年代，这就是被宋代以后政治家和史学家高度褒扬的“贞观之治”时期。“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后世史家们对唐太宗在位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卓异成就及当时社会风貌的总体称誉。
第一部探究阐述“贞观之治”的史书是在“贞观之治”结束后的八九十年，即唐玄宗开元晚期，由史家吴兢写出了《贞观政要》一书。这本卷帙虽小内涵却深的《贞观政要》，采用了一种特殊体裁和表达方法，即按若干专题写就编撰。全书共10卷40篇，每篇均为一个专题。其篇目及编次如下：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鄙、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等。从内容上看，每卷分别有一个主题，即为君之道、求贤纳谏、君臣关系、教诫太子、道德规范、正身修德、文化政策、刑法贡赋、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用作者吴兢的话说，《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是“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作者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史籍典册一起，成为研究唐朝初期政治嬗变和李世民、魏征等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书中所提出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民本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公允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举贤与能的科学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施政，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道德要求等等，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实施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典。
一部言简意赅的《贞观政要》当然不可能详尽地反映“贞观之治”的整体面貌，但其客观上的确将开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鼎盛时期的“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疏导植入后世统治者和大大小小官吏头脑之中。特别是作者吴兢以“为君之道”开篇，以“慎终”终卷，中间略述各项政策及其实施，贯穿着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对、辩论，对后世也极富有启发性。因此，《贞观政要》一书特别受到其后诸多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与重视。唐宣宗作为晚唐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评价较高，说宣宗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旧唐书·宣宗纪》）这虽不免有溢美夸耀之词，但也的确反映出这一时期唐代政治面貌的基本状况。也正是这位唐宣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他把《贞观政要》作为平素最重要的修政笃政的必读书加以对待的。
宋、辽、金、元四朝最高统治者也都非常重视《贞观政要》一书，后三朝还把它译成了本民族文字并昭告皇室成员和文武官员认真研读。据史料记载，金熙宗曾与大臣韩昉对《贞观政要》进行专门讨论，熙宗说道：“其书虽简，足以为法。”随后他们又对唐玄宗进行了各抒己见的评价。元仁宗不仅自己高度重视，还要求身边大臣都须阅读《贞观政要》，旨在追寻臻于“贞观之治”的境界。
当然，无论是唐宣宗、辽兴宗、金熙宗，还是金世宗、元仁宗等，都没有缔造出类似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隆局，后人也没有理由更无必要苛求他们取得如此成就，因为“贞观之治”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这里有一点是贯穿其间的，即他们都曾经试图以《贞观政要》所反映的“贞观之治”为镜鉴和楷模，以开辟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风貌。“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这一历史事实提醒和告诫我们，好书对于天下对于后人，的确具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与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