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学第二十七

【原文】

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①，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②，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③，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

【注释】

①弘文馆：唐武德四年（621）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太宗即位后，改为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并参议政事。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勘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从学士受经史书法，皆选自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

②珍膳：美好的膳食。

③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泛指古书。

【译文】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原文】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①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②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③。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④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⑤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⑥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注释】

①稽式：效法，取法。

②俎（zǔ）豆干戚：俎和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干和戚是用于祭祀的乐舞之具。

③署吏：进入仕途，开始为官。

④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皆为当时的教学馆所。

⑤祭酒、司业、博士：国学的长官和教师名称。

⑥鼓箧（qiè）：据《礼记·学记》注，鼓箧意谓击鼓召集学士，令启箧（书箱）出书以授学。后因称勤学为鼓箧。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原文】

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①、褚仲都②，周熊安生③、沈重④，陈沈文阿⑤、周弘正⑥、张讥⑦，隋何妥⑧、刘炫⑨，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⑩、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善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

【注释】

①皇侃：梁散骑侍郎，明《三礼》。

②褚仲都：明《周易》。

③熊安生：字植之，长乐人，为国子博士。

④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书，为《五经》博士。

⑤沈文阿：字国卫，通《三礼》、《春秋》，为《五经》博士。

⑥周弘正：字思行，晋周觊之后，为国子博士。

⑦张讥：字直言，武城人，为国子博士。

⑧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为国子祭酒。

⑨刘炫：字光明，河间人，为太学博士。

⑩左丘明：左丘，复姓。明，名。著《春秋·左传》。

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学著称。

公羊高：公羊，复姓。高，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

穀梁亦：穀梁，复姓。赤，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

伏胜：济南人，为秦博士，治《尚书》。

高堂生：鲁人，为前汉博士，治《仪礼》。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①时，有人诈称卫太子②，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③断以蒯聩④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

【注释】

①汉昭帝：名弗陵，汉武帝的幼子。

②卫太子：名据，武帝太子，卫皇后所生。

③隽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昭帝时为京兆尹。

④蒯聩：春秋时卫灵公世子，逃亡国外，灵公死后，孙辄继位，他要回国争夺帝位，辄拒而不纳。《春秋》载此事，认为辄做得对。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①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 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 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注释】

①颜师古（581 — 645）：唐训诂学家。名籀（zhòu），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侍郎。考证经籍，多所订正。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 。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 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原文】

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①；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②，董生③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④。”

【注释】

①蜃（shèn）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大蛤蜊。传说海上有月光时蜃吐气如楼阁之状。

②苏秦刺股：相传苏秦读书刻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③董生（前179—前104）：即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擢为江 都王相。

④懿德：美德。

【译文】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 ，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 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 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 为美德。”

【评析】

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历来备受推崇。太宗在马背上夺取天下，武功盖世，功成之后，着意文治，崇尚儒学，确定仲尼、颜回为先圣先师，并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

文史第二十八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①《甘泉》、《羽猎》，司马相如②《子虚》、《上林》，班固③《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注释】

①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

②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

③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陽东北）人。汉明帝时为校书郎，善作赋。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原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 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①、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注释】

①陈后主（553 — 604）：陈叔宝，字元秀。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嫔妃、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后为隋兵俘虏，病死在洛陽。

【译文】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 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 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原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译文】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①，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②，语多微文③，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④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注释】

①彰善瘅（dàn）恶：表彰美善，指斥丑恶。

②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

③微文：委婉隐晦的文辞。

④季友鸩叔牙：春秋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者庆父，次者叔牙，再次季友。庄公打算让儿子继位，叔牙却说应让庆父嗣位，季友奉庄公之命，让人用毒酒将叔牙杀死。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评析】

唐太宗“以史为鉴”，对“国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从不沉湎于“粉饰太平”的颂扬之词，而是希望从客观、真实的史料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以往的所言所行，能够做到开诚布公、坦然相对，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对于“玄武门之变”毫不隐晦，体现了自身非凡的胸襟气度与领导才能。

礼乐第二十九

【原文】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①，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②，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③，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注释】

①生讳其名：活着的时候就避讳其名字。

②通允：通达妥当。

③先哲：先代圣哲。

【译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原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①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②。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③？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④。”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注释】

①元晓：高祖第二十一子。

②瞻望：仰望。

③昭穆：古时宗庙牌位按辈次排列，左为昭，右为穆。这里指辈分。

④彝（yí）则：古时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

【译文】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译文】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原文】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 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原文】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①，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②，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③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④，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⑤，贩鬻松槚⑥，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⑦，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⑧惟在于窃赀⑨，结褵⑩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 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注释】

①累叶陵迟：累叶，累世。陵迟，盛况渐衰。累业陵迟在这里指家世衰落。

②市贾（ɡǔ）：商人。

③令狐德棻（fēn）：令狐，复姓。德棻，名。宜州人，博贯文史，武德初年，为起居舍人。贞观年间迁礼部侍郎。

④谱牒：古代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⑤偃仰自高：心安理得，自高自大。

⑥贩鬻松槚（jiǎ）：槚，木名，即楸树，常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贩鬻松槚意思是拿着前世的声望做交 易。

⑦远叶衣冠：意思是远世的官绅。

⑧问名：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⑨窃赀：这里指借机索财。

⑩结褵（lí）：褵，古时女子出嫁时系的佩巾。结褵即成婚的代称。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 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①，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②，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注释】

①动循法制：做什么事都遵循礼法典制。

②盥馈之道：指妇人为长者行盥洗、送膳食之礼。

【译文】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①，刍禾②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③，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城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注释】

①汤沐之邑：住宿的地方。

②刍禾：喂马的草料。

③庭燎：大蜡烛。

【译文】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原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①。”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徵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②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③，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④，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质⑤，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⑥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注释】

①有乖朝典：有违于当朝典制。

②班：排列，次序。

③九卿：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④故事：旧例。

⑤尚质：崇尚诚信，重视实际。

⑥庶孽：旧时指妾媵所生的儿子。

【译文】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①尚有缌麻②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③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④。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⑤有隆杀⑥，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 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⑦；秦伯怀晋，实切《渭陽》之诗⑧。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注释】

①同爨（cuàn）：共同烧火做饭。

②缌（sī）麻：旧时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个月。

③八座：唐代六部尚书及左右仆射称为八座。

④九族：旧时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也有包括异姓亲属而言的。

⑤丧纪：古时依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行丧礼的等级。

⑥隆杀（shài）：隆重和简省。

⑦舅甥之国：两国国君是舅父和外甥的关系。

⑧《渭陽》之诗：《诗经·秦凤·渭陽》是表现外甥与舅父惜别之情的。

【译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陽，作了《渭陽》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原文】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 则为之期，未尝同居 则不为服。从母之 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 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①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 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②，颜弘都则竭诚致感③，马援则见之必冠④，孔伋则哭之为位⑤，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注释】

①劬（qú）：辛辛苦苦地抚养。

②仲虞则恩礼甚笃：后汉时的郑仲虞，名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

③弘都则竭诚致感：晋人颜弘都，名含。其嫂因病失明，他尽心奉养，后嫂病愈。

④援则见之必冠：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字文渊。奉嫂至恭，不穿戴齐整，不进屋见嫂。

⑤孔伋则哭之为位：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相传他尊奉嫂嫂，嫂嫂死后，孔伋立牌位痛哭不已。

【译文】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原文】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徵之词也。

【译文】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原文】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①，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②，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注释】

①癸丑：唐太宗生日。

②仲由怀负米之恨：仲由，孔子弟子子路，子路孝待父母，自己常吃野菜，而背米送给父母。父母死后，子路富有了，常怀悲叹。

【译文】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 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原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译文】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婬和为妃嫔们谱写婬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原文】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阵乐舞》①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②、薛举③、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注释】

①《破阵乐舞》：太宗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破阵乐》，用乐工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

②刘武周：马邑人，隋时为鹰扬校尉，曾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其为定杨可汗，后被太宗击败于并州，奔突厥，为突厥所杀。

③薛举：兰州人。隋末起兵自号西秦霸王，后被太宗所降。

【译文】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评析】

礼乐是纲常伦理的关键，是处理人际关系、改变道德风尚、调整君臣秩序的原则。儒学的理论，要通过礼乐来保证实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

务农第三十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原文】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①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注释】

①掇（duō）：拾取。

【译文】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原文】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①，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②以备仪注③。”太宗曰：“今东作④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陰陽，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陰陽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注释】

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

②追兵：增调、增补兵卒。

③仪注：典礼仪式。

④东作：指农事。

【译文】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陰陽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陰陽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陰陽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陰陽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评析】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历代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农业发达，国家才能富庶，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太宗省徭薄赋，期望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

刑法第三十一

【原文】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①，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注释】

①三槐、九棘：据《周礼》说，古代外朝种有三棵槐树，三公位在其下。后以“三槐”为三公的代称。又以朝廷树棘来分别朝臣的品位，左右各九，称“九棘”。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原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①。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注释】

①引与博戏：让他和自己博戏。

【译文】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原文】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①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②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③，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④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⑤，三光同其得失⑥。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⑦，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 婬。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⑧；亦有魏帝，牵裾⑨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陽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⑩。

【注释】

①辟：指国君。

②具僚：指左右群臣。

③亨屯（zhūn）：亨，顺通；屯，艰难。亨屯意谓解救危难，使之安顺。

④大明：指太陽。

⑤惨舒：残忍和宽大。

⑥三光同其得失：依照日月星辰检查朝政得失。

⑦彼昏不知：昏庸无知。

⑧据馈频起：一顿饭要中断好几次。

⑨牵裾（jū）：拉起衣服。

⑩小心：小心谨慎。

【译文】

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 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迷亡国的音乐为yín靡(版 权 所有 ew en yan .c o m 易 文言 网)。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原文】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 。”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①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②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③，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注释】

①冕旒（liú）：冠冕。

②黈纩（tǒu kuànɡ）：黄丝绵。古代帝王戴冕，两旁各挂一小团 黄绵，以示不听无益之言。

③爰术金镜：借助历史的镜子。

【译文】

《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 ，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 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 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原文】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覆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译文】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原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译文】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①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②，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注释】

①上：指君主。

②华戎：原指中原的民族和边疆的少数民族。这里指普天之下。

【译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①；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②。直道而行，非无三黜③，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④，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⑤，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⑥。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注释】

①孔、老：指孔子和老子。

②申、韩：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韩非子。

③三黜：三次被罢官。《论语》载柳下惠为士师，三次被罢黜，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④州犁上下其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攻郑，穿封戌俘郑将皇颉，公子围争功，请伯州犁裁处。伯州犁叫俘虏作证，而有意偏袒公子围，于是对皇颉进行暗示：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皇颉心领神会地说：“我遇上王子，被打败了。”后来把串通作弊 、徇情枉法称为“上下其手”。

⑤张汤轻重其心：汉张汤为廷尉，断处案件不严格执法，而是揣摩迎合皇上意志，或轻判，或重判，以讨皇上欢心。

⑥攸渐：所渐。

【译文】

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原文】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①。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注释】

①临照：照耀到。这里是亲眼所见的意思。

【译文】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原文】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译文】

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原文】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婬佚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译文】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婬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原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①者，被御史劾奏②。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③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成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④，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⑤，但令明加纠访科罪⑥，庶可肃清奸恶。”

【注释】

①十恶：大罪。古时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敬、不义、内乱称为十恶。

②劾奏：上书弹劾。

③陶染：熏陶感染。

④掩蔽：包庇掩饰。

⑤从坐：牵连治罪。

⑥纠访科罪：查纠办罪。

【译文】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①。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注释】

①声价：声名身价。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

【评析】

刑罚的本意，在于惩治罪恶，鼓励善行。因此，刑罚不在轻重，重要的是能够起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太宗慎用刑法，无偏无私，对死刑判决尤其谨慎。贞观年间，用刑宽大公平，监狱几乎闲置不用。

赦令第三十二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②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注释】

①稂莠（lánɡ yǒu）：稂和莠，都是形状像禾苗而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

②陈元方、郑康成：陈元方，名纪。郑康成，名玄。都是后汉时人。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译文】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原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今，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原文】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译文】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长寿命，那我向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平素行善都无效，那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评析】

国家法令，务必简洁明确，不能相互抵触，朝令夕废。赦免令的随意颁布，会使犯罪之人心存侥幸，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太宗力图维持法制的稳定，很少使用赦免令。

贡赋第三十三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 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原文】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还出于林薮。

【译文】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 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原文】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安①，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注释】

①安：安定，太平无事。

【译文】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①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莫离支虐杀其主②，九夷③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④，为辽东之人报主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⑤遗鲁君⑥以郜鼎⑦，桓公受之于大庙⑧，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百官象之，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置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⑨，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⑩，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注释】

①莫离支：高丽官名。其职务相当于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

②莫离支虐杀其主：贞观十六年，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其王武，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任莫离支官。

③九夷：泛指东方各族。

④吊伐：吊民伐罪。慰问被压迫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

⑤宋督：宋，春秋时国名。督，字华父，宋戴公之孙。

⑥鲁君：即鲁桓公。

⑦郜鼎：郜国所造之鼎。

⑧大庙：周公之庙。

⑨筐篚（fěi）：盛物的竹器，古代用以装丝帛之类贡物。

⑩不以为愆：不认为是罪过。

【译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原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 ，太宗谓其使曰：“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于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国。

【译文】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 ，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

【评析】

唐代国势强盛，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入京纳贡，对此，唐太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态度，他从不贪求贡赋，也不允许地方官去自己辖区以外的地方寻求贡赋，并下令将外国进贡的美女 遣返故土，鹦鹉放归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