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喜欢把“约法三章”作为西汉律法变革的起点，其实这一政策本就属于权宜之计，所以《汉书·刑法志》才说：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也就是说，萧何改订汉法之后，已经不再施行什么“三章之法”，后来的更张，也是在他的法令基础上修正的。
几次变化如下：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高后）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汉书·高后纪》）
总共就两次，仨内容：挟书律，就是禁止民间藏书；三族罪，就是连坐三族；妖言令，通“訞言”，就是“不当所言”的祸乱人心之言。
不过，能得到“罪三族”待遇的真没几个，也就是韩信、彭越被“夷三族”，赵王张敖的臣属“罪三族”，正经的涉及谋反的“大政治犯”。挟书、妖言涉及面，更是有限，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犯”。
整体来说，以上的改变，并没有触及汉律的主体结构，更不会触及汉朝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去诽谤”和“除宫刑”，真是惠帝、吕后时代“约法省禁”的思路延续。
而汉文帝上台后的大手笔，结合之后的发展，完全是天翻地覆。
汉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律”，掐了新晋刑徒的一大来源，等于是把刑徒来源由一家子变成一个人，这种减少是数量级的减少。
而且，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说法：
（汉文帝）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真到了一年断狱四百，这种减少就很有意义了，当然，这种“轻刑”、“慎刑”，属于汉惠帝时代黄老政治的延续，《史记·吕太后本纪》就说到惠帝、吕后时代“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比较一下秦朝：
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
这是掐入流，还有减存量，也就是“去肉刑”，具体的内容见《汉书·刑法志》：
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
说是“去肉刑”，其实是“减刑”，即肉刑减等，刑徒确定刑期并累计时间升等改变身份，这就由“刑徒”变成了“徒刑”，有了固定的刑期。
一旦有了刑期，刑徒的存量自然就会减少，这也是预期中事。
如果说这些还可以解释为“无心之举”，或者说目的性并不指向刑徒经济，那么，在汉文帝后元四年的另一个举措就完全印证了三解的判断：
（汉文帝后元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
在秦国和秦朝广泛存在的“居赀”，即债务奴，在《二年律令》中已经消失，而秦制中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则在汉文帝十三年五月改制之后成为有刑期的服刑犯人，而不再是终身制的奴隶，哪怕是刑期最长的重犯，5年也已免为庶人，而后元四年的这一次“免官奴婢”，则是在此政策施行整7年后，将秦国、秦朝既已存在的官奴婢一扫而空。
换句话说，到汉文帝后元四年前后，西汉王朝自秦朝继承而来的“刑徒经济”已经“不废而废”。
一个有些周折的出土材料旁证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凤凰山10墓木牍，该简牍被断代为汉文帝末期到汉景帝四年之间，其间的内容除了之前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一文中提及的“算簿”之外，还有“廪簿”、“贷簿”、“田租刍藁簿”等等，不过其中提及的基层吏员，只涉及到了“乡”和“里”，完全没有见到“田部”的痕迹。
在里耶秦简中明确可见的“度稼得租”、“税田”、“舆田”、“程”等等田租收取的程序全部不见，而这些程序恰恰需要“田部”官吏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
我们知道，在《二年律令》中仍有“田部”，可见直到汉文帝登基前，这个基层官员系统一直存在，考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记录：
（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
尽管《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都没有记录这一条，但是，在《汉书·爰盎晁错传》中记录的文帝十五年贤良文学对策中明确提及：
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
“农民不租”与“肉刑不用，罪人亡帑”并列，说明这些政策在汉文帝十五年之前已经通行天下，不是假的。
这也就是说，“除肉刑及田租税律”这两个都必然涉及“田部”、“田官”的政策属于同步下达，这个基层官吏的职务序列的消亡，应该也是伴随于“田租税律”被废除同时，同时被取消的，应该还包括“司空”系统，其所掌管的“刑徒”群体的消失，自然也就带动着制度性管理系统的消失，这些可以说是汉文帝改革的大略图景，远远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