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沧桑，并无定数，宫阙万间，难免作土。汉唐风物，宋元难寻，明清遗迹，迄今稀睹。许多曾经走马博塞、游事繁盛的节日，今天已经彻底被人们遗忘，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就是其中之一。
明代吏部尚书吴宽有诗云：“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其盛况可见一斑，而这一节日由盛转衰乃至突然消失，也有历史的因缘。
“燕九”出处说纷纭
说起“燕九节”，先要提及两个与这一节日有着特殊关系的群体。
其一是妇女。春节前后，是旧时妇女比较遭罪的一段时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就出现各种对女性的排斥与歧视，不但要忙活年夜饭、扫房、裁剪新衣等等繁重的家务，还不准到祭神拜祖的供桌前做主祭，若是守寡者连供桌都不能接近，而除夕夜“诸神下凡”，妇女还要以禁足的形式“回避”。这样一直要在家中待到灯节过后的正月十六才可以光明正大地外出，名曰“走百病”，意思是出去散散心可以走掉各种疾病，但这时属于所谓的“残灯末庙”之期。厂甸、东岳庙、隆福寺、财神庙、城隍庙等地的庙会或灯会相继结束或接近尾声，正所谓“京师正月灯市，例以十八日收灯，城中游冶顿寂”。只有白云观庙会一直会延长到正月十九，而白云观供奉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又有祛病延年的“法力”，所以走百病的妇女们竞相来此，联袂嬉游，席地布饮。正如《万历野获编》中所云：“都中士女，倾国出城西郊所谓白云观者，都人名为‘耍烟九’。”
火树星桥，从年三十至此甫收声采，又是正月十九，遂名“烟九”，但也有一说，指其正确名称应为“阉九”，亦与丘处机有关。
大部分人对丘处机的印象都停留在《射雕英雄传》的塑造上，金庸笔下的他，武功不高，架子很大，在宋元鼎革的群雄并起之际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丘处机不仅是使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而且还因74岁“赴元太祖召，拳拳以止杀为戒”而名震天下。这一点在《帝京岁时纪胜》、《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录：成吉思汗要西征，丘处机说真正得天下的人不嗜杀生；成吉思汗要打猎，丘处机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吉思汗希望长生不老，丘处机说清心寡欲就是最好的长寿药……总之在丘处机的努力下，“全活不下三万人”，令后世感念不已。而成吉思汗也下诏，将金代建于北京的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让丘处机在此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羽化后，遗骨就葬于此地，明代正统年间重修长春宫后又更名为白云观至今。
《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初……上以二宫人赐之，邱度不能辞，遂自宫。”而自宫之日就是正月十九，这个记载肯定是错误的，丘处机去世于正大四年（1227年），而朱元璋以“洪武”为年号是1368年的事情，前后差了一百多年。但这个传说导致笔者要说的第二个群体对丘处机尊崇备至，那就是明清两朝的太监。古时各个行业都有供奉的神祇，否则便似无根之木，心中不甚踏实：木匠有鲁班、医生有孙思邈和华佗、梨园行有唐玄宗，而太监以无根之身而对根的渴望尤深，寻来觅去，惨惨戚戚，只好拿假说当真章儿了，而且心虚的缘故，场面要铺得更大。明代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一书中说：每年正月十九，“内臣”都要游白云观，清代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亦记载“（白云观）游人不绝，士女昌丰，群阉尤趋附”，加之《帝京景物略》中记载丘处机是正月十九日出生， 故人们将此日命名为“阉九”，后来嫌其不雅，又改成“燕九”。
虽然对“燕九节”的得名，各种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节日与白云观关系重大。
白云观里会神仙
老年间，“燕九节”与元旦逛厂甸、上元之观灯并称“上林盛举”，文人墨客，留下相关的诗篇极多，除了本文开头那首匏庵先生的诗句外，《燕京岁时杂咏》中亦有诗云：“灵观争开燕九筵，丛坛无复遇神仙。平沙十里松千尺，怒马雕鞍几少年”，“白云观里会神仙，万古长春额上悬。三五黄冠廊下坐，私期鹤驭降乔佺”。
后一首似有讽意，王子乔、偓佺两位仙人好像早高峰叫滴滴快车一样等着仙鹤，否则乘风不能，着实尴尬得紧。不过两首诗中都提到了“神仙”二字，这是指“燕九节”中最重要的一项节目乃是“会神仙”。
《帝京景物略》中记载，正月十九日“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冠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春明采风录》中亦记“会神仙，游赏白云观之谓，相传十八日夜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却病延年”。既然有机会遇到丘处机或其他神仙，那么就一定要来碰碰运气，所以从正月十八日夜里开始，善男信女们就来到白云观争相布施，到处游逛，彻夜不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又使得衣衫褴褛、疮背断肢的乞丐成为人们心中最有可能是仙人化身的“追捧对象”，孔尚任有诗“金桥玉洞隔凡尘，藏得乞儿疥懒身。绝粒三旬无处诉，被人指作邱长春”，即言此种荒谬。据翁偶虹先生回忆其时异状：“有人发现了一个肮脏出奇的乞丐，认为是天上的铁拐李下界，拜倒叩首，口求神仙慈悲。乞丐也很聪明，顺着他的口风，说了些不明不白的半截话，骗了他十几块钱，识者谓‘神仙未赐慈悲，反慈悲了神仙’。”清人得硕亭有一首竹枝词说得更直白：“绕过年宵十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
“燕九节”当然不仅仅“会神仙”这么单调，正月十九的上午，白云观内要举行宴丘会和盛大法会，香火极盛。而在白云观外的广场上则举办庙会，赛马、射箭、竞技、耍龙狮、跑旱船、踩高跷等竞相上演，车马喧阗、游人络绎，而卖北京风味小吃、玩具、日杂的席棚前也万头攒动，交易不绝，其中卖得最火的是一种小漆佛，“游者多乐购之，籍留游观纪念”。至于年轻人，“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亦有很多趁机幽会的青年男女，将一座梵王宫当成了楚阳台，这么一直玩儿到夕阳在山，“归许多烂醉之神仙矣”。
木板桥上格棱声
民国肇始，“燕九节”便不复旧时的热闹，这与清朝的覆亡和太监退出历史舞台密切相关，亦因妇女权益逐渐增强，正月不必坐困家中，非要十六以后才有得逛。既然两个主要“受众群体”一以消失，一以稀释，遂盛况不再。事实上，除了“燕九节”，白云观平日里只是个幽邃的所在，除了山门右上方传说摸之可消灾的石猴、以碎瓷堆成的“小灵山”，以及观后老人堂里许多“自称年逾百岁”的老道，委实也没有什么吸引大众的景致。日本学者丸山昏迷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来白云观游览时，除了道观正面乾隆御笔的“洞天胜地”的大牌楼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石桥下东西两侧道士修行寂然静坐的身影”，在他看来，这是道士们在追求无我的境界。
丸山昏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陈莲痕撰《京华春梦录》所载，这座名为“窝风桥”的白石桥下别有玄机：“桥下无水，得石室二，东西对向，两老道服蓝布裳，各据其一，不食不饮，闭目枯坐，前悬一钟，钟前一布帷，帷前一木钱，谓能以钱币击中木钱之方孔，可博一岁之吉利。实则老道藉此敛钱，愚者不察，适中其计耳。”陈莲痕的话未免苛刻，毕竟道士修行乃是一年到头，而游人打“金钱眼”只是“燕九节”的娱乐或迷信，两者并无相干，实在没必要冠以欺诈之名，况且随着岁月流逝，很多曾经在窝风桥上打过“金钱眼”的老人回忆起此情此景，多以“引人入胜庆吉祥”怀念之。
学者刘叶秋先生少年时曾在正月游白云观，时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记忆中，窝风桥下石洞里的两位老道只剩下一位，闭目合睛地盘腿坐在蒲垫上，石洞前悬挂的木钱已经变成“直径足有三尺多的大铜钱”，游人可用随身携带的通用货币在桥上换好硬币小铜钱，朝方孔掷去，如果能打入方孔，尤其要能打中方孔里的老道，就预兆着交好运，大吉大利，但游人们怎么掷法，也只能打到大铜钱上，听到清脆的打击声，很难打入方孔。刘叶秋观察良久，发现其奥妙就在从桥上向下投掷，角度刁钻。但游人们不减其兴，凛冽的寒风中，小铜钱打在大铜钱上的铿锵有力的清脆声音，连续不断地回荡在白云观里，极是悦耳。
1949年白云观庙会被停办，其后直到1981年，修葺一新的白云观重新对外开放，并于1987年开始举办“民俗迎春庙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正上初中，过年和老妈骑车从白堆子到位于育新街的二舅家做客。晚上回家时，常走的一段路是沿护城河绕西二环，然后穿白云路往北。路过白云观时，只见一些举着糖葫芦和风车的小贩在马路上零散叫卖，甚是冷清。给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附近一座北京罕见的木板桥，桥两端的路灯不甚明亮，反而使桥上笼罩的一层朦朦胧胧的昏黄光芒富有诗意，仿佛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是从历史的尘霾中穿梭来复。推着自行车走在上面，由于木板老旧且缝隙宽大的缘故，格棱格棱的声音特别响亮，是以许多辆自行车碾压其上时，竟有九衢车马又纷沓的恍惚。
后来木板桥拆了，重修了一座宽敞通畅的石桥。“燕九节”虽然无人再提，白云观却是越来越热闹，元辰殿外的十二生肖浮雕墙上，每年相对应的动物都会得到游人们的“热摸”，打“金钱眼”、摸石猴等活动也重新恢复，只是窝风桥下已不见石室和盘坐其中的老道……一座白云观，终究摆脱不了白云苍狗的变幻，长春去后年年客，驻马郊西梦茫茫，残雪寒云遮不住，草芽初碧柳芽黄。
（作者 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