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在深圳表兄的建议下,母亲带我去了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云居山真如禅寺。真如寺是禅宗五宗之一曹洞宗的祖庭,全国汉传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因其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天上云居”,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寺院成了许多佛教徒、居士和像我这样的游客心中的好去处。当然,人们向往真如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近代汉传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美誉的虚云老和尚圆寂于该寺。
虚云老和尚作为五十年代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和名誉会长,在生命的最后七年于云居山重修祖师道场。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信众之多,恐怕是晚清民国其他大德所不能相比的,毕竟老和尚世寿120岁(1840——1959),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末。正如他总结自己一生所撰写的对联:“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中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面壁坐禅、二指禅功、童子柔功、梅花椿拳四大少林绝技闻名全国的海灯法师,有在美国旧金山创立万佛圣城,将佛教传入西方世界的先驱者之一的宣化上人,有学诚法师之前的两任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一诚长老和传印长老,还有释本焕、释净慧、释具行等众多高僧大德和传奇人物。俗家皈依弟子和信众中据我所知还有国民党主要创始、领导人之一,建国后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
与其说我是怀着对虚云老和尚传奇一生的好奇和仰慕,还有自己对佛教文化的兴趣上的山,倒不如说我是处在人生的低谷想在寺里寻得解脱和疗治。然而在上山后,我发现自己懒惰、散漫,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和当时低落的心境、脆弱的情志、痛苦的病体实在很难忍受寺里的生活。母亲也很难适应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上早课晚上九点半就寝,白天念经礼佛、出坡劳动的单调乏味的僧侣作息。
而男众则还要跟着师父们一起去禅堂坐香。别说我勉强可以双盘跏趺,就是单盘或者散盘,打坐一个小时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熬的。我有一次偷懒没去上早课被查房的师父发现,问我怎么还在睡觉,我说身体不适,师父说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先请假,否则视为偷懒,若再违反,就罚我去跪香。
在寺里吃得挺好,一日三餐管够。只不过能吃多少就要多少,不允许有一点剩饭浪费,所以总是吃得很饱。也不允许说话,大家都很庄重,宋人(有说是王安石、有说是司马光,还有人说是程颢)曾在看到几百僧人集体用斋却寂静无声后就曾有“三代礼乐,尽在其中”的赞叹,没想到寺院里居然保留了古儒的旧礼。
除了每天傍晚的药食是面条外,早粥和午堂菜品都很丰富,午饭后还有各种水果,不时会有小零食,吃不完可以带回寮房,就连波罗蜜这种比较昂贵的水果都有,我自然是很开心的。就是有次早粥我没注意把生姜片误当成土豆片了,只好硬着头皮咽了下去。寺里的碗是最好洗的,不仅没有残汤剩菜,还专门有师父在大家吃完后提着开水瓶往每个人碗里倒水,意在将粘到碗上的汤汁油水和食物残渣都涮干净喝下去。
寺里规矩很严,不像那种商业化的道场,一柱高香动辄成百上千,拜佛的香客只需在大殿前拿起免费的散香礼拜,自愿在功德箱里供养钱财。我和母亲在寺里住了十来天,吃住都和师父们一样,除了其间为逝去的亲人做了一场佛事花去一千(客堂的师父还开了正规发票),下山时母亲主动往功德箱里塞了两千算是我们两人十来天的食宿费,再无别的被迫花销。
因为没和出家的常住师父(除了觉山师父)有什么交流,在寺里接触最多的则是几个未出家的师兄。有一个在大寮(即厨房)帮忙的师兄大概四十来岁,母亲和我摘菜削芋头时,这位师兄劝过母亲几次说我性格沉静,出家是很好的选择,会利益全家。而他自己则是因为一心向佛不顾家人的劝阻,离家出走扔掉电话卡只身来到寺里的。
还有一个身体不太好大概是有胃病的师兄和我年纪相仿,他也一心想出家,跟他没有多少交谈,而和他住一起有个戴眼镜的师兄倒是我在山上聊天最多的人。这位师兄平易近人,据说之前在北京还是哪个大城市打拼,很有水平,事业也曾很好,近几年常在名山著寺学佛。这两位师兄有天商量着要去给一位隐修的师父送些蔬菜,我好奇便跟着去了。
那个师父年近半百的样子,东北人,很健谈。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还跟我们谈及日本的工业科技,虽然只是泛泛而论。身体欠佳的师兄问他治病的良方,那师父上树给他弄了一味药,时间太久,我竟忘了是什么东西。两人还说要一起隐居,师父说身体不好的人住在寺里,每天凌晨就起来上早课,时间久了睡眠不足,反而有害无利,倒不如和他一起盖间茅屋自在的好。
真如寺在山顶,而隐居师在半山腰一间悬挂着“龙猛堂”牌匾的破旧平房里居住,他架起劈开的竹竿从山上引来了活水,门前挖了池塘,还养着两箱蜜蜂。房子破败不堪,墙壁歪斜,椽下开着大洞,屋顶都已经成了波浪形,危险得很。而师父居然能住得怡然,让人钦佩。门前有花有草,屋后流水潺潺,一大片石地上赫然印着一个似人脚印的“神迹”。师父说这里曾经也有一个寺院,因为还看得出来地基和柱桩。拜访隐居师是我在山上最大的奇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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