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欧阳修、杨畋的分别举荐下，参加了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的制举【1】考试（具体为“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注1：宋代的“制举（制科）”，是一种特殊的科举考试。具体请见《宋代的制举，与考取者》 一文。】
结果最终成绩，苏轼为第三等，苏辙为第四次等【2】。
【注2：阅卷评定时，针对苏辙的成绩判定，胡宿、范镇、司马光、蔡襄等考官的分歧较大。最终在司马光的争取下，苏辙的成绩被定为“第四次等”。】
由此，苏轼的本官（文阶官）自“（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升为“大理评事”，并得到了“签署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的差遣；苏辙的本官（文阶官）则自“（河南府）渑池县主簿”升为了“商州军事推官”【3】。
【注3：宋代文官中的选人（幕职州县官）们，经常是“官职合一”的。例如苏轼、苏辙在参加制举考试前所拥有的两个“主簿”官职，以及苏辙在考试后得到的“军事推官”官职，既为二人的本官（文阶官），亦是他们的具体职务。只不过这三个官职，由于实际上均未赴任，因此“具体职务”那一面的作用也就失去了。】
那么，他们二人考试后的升迁结果，算不算理想呢？
咱们将之比较一下（宋代考取制举者中）其他起点相同【4】的人，就不难得出结论了。
【注4：所谓“起点相同”的人，也就是参加制举考试前，本官（文阶官）与二苏在同一阶（即“判司簿尉”阶）的人。】
选人七阶——宋代“选人”在改制前所拥有的文臣本官（文阶官）
第三等：
- 苏轼（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河南府）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第四等：
- 丁逊（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大名府）成安县主簿→光禄寺丞、直集贤院【5】
- 余靖（书判拔萃科）：宣州司理参军→将作监丞、知（潮州）海阳县
- 李惇裕（书判拔萃科）：颖州司理参军→大理寺丞、知（秀州）华亭县
- 毛询（书判拔萃科）：（洪州）新建县主簿→镇东军（越州）节度推官、知某县
- 张孝孙（书判拔萃科）：（颖州）汝阴县主簿→忠武军（许州）节度推官、知某县【6】
- 钱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宣州）旌德县尉→试秘书省校书郎、无为军判官【7】
【注5：此处丁逊获得的“直集贤院”，并非贴职（职名），而是馆职差遣（一种具体职务）。】
【注6：宋代的文臣知县，并非如一般印象中那样，只能由京官与升朝官出任。大约于真宗末、仁宗初开始，选人（幕职州县官）亦可出任知县。这里的毛询、张孝孙即是以选人身份（以“节度推官”为本官）出任知县的。】
【注7：此处钱藻的本官（文阶官）与具体职务，都是“军判官”（具体为“无为军”的军判官）。而他获得的“试秘书省校书郎”则是“试衔”（一种加衔），同文阶官中的“秘书省校书郎”并不是一回事儿。】
第四次等：
- 夏竦（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润州）丹阳县主簿→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军州事
- 苏辙（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8】
【注8：苏辙的情况类似钱藻。他的本官（文阶官）与具体职务，都是“军事推官”（具体为“商州”的军事推官，但苏辙未赴任）。】
第五等：
- 吴感（书判拔萃科）：（湖州）归安县主簿→江州军事推官
- 司马槱（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河中府司理参军→某个“初等职官”
不知几等：
- 江休复（书判拔萃科）：潞州司法参军→大理寺丞、知（许州）长葛县
宋代“京官”在改制前所拥有的一些文臣本官（文阶官）。其中画红圈者，为上文中有出现的
由上可见，二苏考试后的升迁结果，大致都还算是中规中矩。
一、苏轼在这些人当中，成绩独踞榜首（第三等）；考试后官职的升迁结果，综合来看，则同夏竦差不多，接近结果最好的丁逊。
这是由于——
宋代文臣阶官（本官、寄禄官）的最主要差别，在于“选人”同“京官”之间的巨大鸿沟。苏轼在中制举后，已然由选人改京官了。由是他的本官具体低一两阶或高一两阶，其实也就并不重要了。
而苏轼获得的具体职务（差遣）“签署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在这些人里，同夏竦的“通判台州军州事”差相仿佛，与最优的（也就是丁逊所获得的）“直集贤院”差距相对最小。【9】
【注9：宋代的职务讲究资序高低。“签判”资序高于“知县”资序，同“通判”资序差不多。而馆职，则到馆一年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资序；已系通判者，二年理“知州”资序。】
二、“军事推官”“军判官”都属于选人七阶中的“初等职官”阶。
于是苏辙考试后的升迁结果，就更只能说是不过不失了。考虑到他好歹得到了一个“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加衔，至少没有垫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