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1年，也就是大宋王朝建立一百年以后，仁宗皇帝为了选拔高级别官员，在首都开封举办了一次制科考试。才华横溢的苏轼苏辙兄弟踊跃报名，加入了考试队伍，然而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在这场关系仕途前景的关键考试中，弟弟苏辙竟然在考试卷中大肆针砭时弊，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仁宗皇帝。在他的笔下，宋仁宗被骂的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苏辙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很多人看来，苏辙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自毁长城，在考试中落选已经是在所难免，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场考试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看来，宋朝的政府可能真的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政府，宋朝的政治可能是中国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成绩。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最好的状态并没有能够持续始终，存在的时间可能是从1030年代一直到1070年代。这种最好的状态就是勇于改革，有什么错误是可以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皇帝是一个宽容的皇帝，尊重制度和传统，官员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职责，同时勇于批评。如果这种最好的状态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可以想象一下，矛盾就不会有所堆积，就不会有剧烈的冲突，宋朝的政治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延续下去，当然前提是没有强烈的外敌的入侵。
其实，在宋朝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出现了一束特别的光芒，是走出隧道的光芒。一个新上来的朝代总是能够体恤老百姓，总是能够发现并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这个朝代进入中年，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庶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体恤老百姓，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会激化，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会激化。整个国家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终于有一天断裂掉，一个新的朝代又起来了，这就是朝代更替的宿命。宋朝最终其实是在外力的打击之下灭亡的，在外力打击之外，在政治机体内部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美好的东西是怎么流失的？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看宋朝政治最好的状态是有“四宝”。第一个宝就是人君有大度包容之量。这个故事发生在宋仁宗的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1061年举行了一次制科考试，制科就是不定期举行的考试，考试的科目内容都是临时发布的。这一年制科考试选拔对象的层级比较高，参与的人特别少，但是如果一旦录取，待遇前途是非常好的。这一年的制科考试题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就是要找那些道德品质上特别突出同时又敢于批评的官员。这一年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个都参加了。
兄弟两人这种，胆儿最大的是弟弟，后来真正作为一个政治家做到了副宰相的苏辙。苏辙在考试的答卷当中猛烈地攻击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在苏辙的描述之中宋仁宗那个形象简直就不堪极了，“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还批评宋仁宗养的女人太多，而且这帮女人要什么就给什么，女人的一声娇呈，皇帝的一个条子，一帮宰相大臣每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对于这样一个激烈的批评者最终还是被录取了，而且这次考试为他专门设置了一个等级，就是第四等次，宋代制科考试最高的等级是第三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等次。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传统好，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鼓励批评的时代，是一个能够包容批评，包容不同意见的时代。不管是皇帝宰相政府国家，都能够对于批评意见采取一个宽容的态度。宋朝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祖宗家法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对于那些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大臣，他们是国家重要的财富，是要保住他们的性命的。比如苏轼被贬了三回，但是他仍然可以很豁达。还有就是言事官，宋朝的制度认为他批评国家批评时政是为了这个政治肌体好，所以这样的人也是不杀的。这样一种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态度塑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在这个氛围当中，各种不同的意见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宋朝皇帝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很多朝代是不一样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非此即彼的，是能够寻求共存的，寻求中间道路的，寻求一个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政治利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一种宽容的政治传统是宋朝开国以来就创立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这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被士兵推上台的。宋朝的开国看上去是一个旧故事，实际上是一段新开始。赵匡胤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这些士兵的问题，他寻求一个共荣。从这个国家建立一开始，作为最高领导人，赵匡胤其实就知道是要保证一个整体的利益的。在接下来解决各个朝代都有的利益分肥的问题时候，赵匡胤的解决方式也绝对是非常漂亮的。最极端的解决方式是明太祖朱元璋，那些有可能威胁到我的儿子和孙子的功臣们都把他们干掉，血流成河之后天下就稳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解决方式正好和明太祖是反着的，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解决军队高层手握兵权的人所采取的方式的确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共存共荣的方式。所以宋朝政治从此被打上了宽松的烙印。
宋朝的政治文明第二宝就是人臣有大忠爱国之义。那些最优秀的宋朝的官员，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特征的宋朝的官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有大忠之义的。“大忠”是对江上社稷的忠，是对国家的忠，是对天下的忠诚。“大忠”这个词出自范仲淹，范仲淹表彰的是寇准，寇准的忠诚就是一种大忠，范仲淹说他“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这种大忠之臣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有资格也有能力引导皇帝劝说皇帝的。这就是宋朝最优秀的官员。
还有一个宝贝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纠偏机制。在宋朝的整个制度设计中，专门有御史台和谏官，他们全部都是负责批评的官员。特别是谏官，他就没有任何实际的事情要去做，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批评。批评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是皇帝的失德，还有就是政府的失政。宋朝的御史台官和谏官合称言事官，主持国家舆论的官员，他们是真的敢说敢批评的。在宋代有这样批评的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置。除此之外，为了保证政令的相对正确性，宋朝还有一个通进银台司，是可以“封驳”的，就是他们负责审看，如果不合适的话他们是可以给皇帝打包，封上交还给皇帝，请皇帝和宰相们重审的。这样的封驳制度就等于给国家的重大决策加了一道保险，在正式产生影响之前，多了一道质检关。这是宋朝政治的第三宝，在制度上有纠偏机制。
宋朝的制度还有一宝就是宋朝的政治当中，除了有良好的制度之外，还有优良的维护制度传统的风气。为了维护传统，不惜以下抗上的风气。你有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风气去维护它，也是不行的。当风气坏了，制度也是可以用坏的。比如我们刚才提到在仁宗朝的时候，有言官从批评皇帝到批评宰相，宰相文彦博就乖乖地听着他说。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批评我是他的职责。司马光曾经是仁宗朝到英宗朝甚至一直到神宗朝一个非常重要的言官。他做过谏官还做过御史中丞，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适合当御史中丞的人，批评的时候是毫不留情面的。后来当司马光因为政策的分歧和当时的宰相韩琦发生剧烈的冲突，他当面和韩琦讲还打报告告诉韩琦向韩琦提意见，韩琦从来都是微笑着听，一直容忍这个批评者，作为自己的提醒。后来当司马光晚年生命的最后时光做了宰相，在一股脑地推翻王安石新法的时候，苏轼反对他， 苏轼曾经对司马光说你当谏官的时候那么猛烈地批评时政，当时的宰相很不高兴可是你一点儿也不理会。你现在当了宰相了，难道你就不允许别人批评了吗？
维护不同意见在朝堂上同时存在，维护不同观点的共同存在，这在当时是一个共识。他们都知道这是本朝的一个优良传统，而维护这个传统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传统最终还是在王安石变法和反王安石变法的剧烈的人事斗争中流失了。
宋朝的官员有几句话我是特别地佩服，“人臣以公正为忠”（《东都事略》），“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当皇帝背离了“道”的时候“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名臣奏议》）。
这就是宋朝政治，帝制时代最好的政治：人君有大度包容之量，人臣有大忠爱国之义，制度上有纠偏机制，有维护制度传统的政治风气。有了这四点，宋朝政治就处在一个极其优良的水平之上。能够做到这四点的宋朝政治就是帝制时代最美好的政治，国家和平，富足，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这样想来的话，宋朝虽然没有广阔的领土，没有赫赫武功，但那绝对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美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