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治哲学主要不是在思考具体的人应该如何行动，而是抽象的规则和制度该如何确立，因为个体在面对制度时总是无力的。”周濂说。
文：徐雯
进入40岁后，周濂明显感受到了年龄带给他的改变。以前他最喜欢的篮球，现在打不动了，“膝盖不好”；跟人说话时，他开始顾及别人的感受，不再像早年，怎么尖锐、怎么“损”，怎么来。
“我觉得可能比以前更平和了吧，我以前是一个挺桀骜不驯的人。”他说，“从小到大，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太骄傲了。”
但有一样东西，他始终如一。“我有一种很强的自我反观的意识，就是知道自己当下做的、当下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一种跳出来看自己的心态，这个我一直没有变。”
这种意识让他随时保持警醒。采访周濂的当天晚上，他要去北京师范大学做一场公开演讲，宣传自己的新书《正义的可能》。“悄悄地讲，我觉得这种地面活动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谈及此事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相对而言，这个强调学术与专栏“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作家更愿意在微信朋友圈里做个不折不扣的晒娃狂魔：女儿搭了一家人的积木宫殿，和女儿玩自拍并配文“和小情人一起过周末”，小区中秋晚会之前女儿正在彩排……在女儿面前，他很享受做一个父亲。
而在比朋友圈更公开的场合，他则必须扮演更多社会化的角色：大学教师、作家、知识分子。如果是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更愿意这样来做自我介绍：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周濂。
对于身上多重标签化的身份，他不拒绝，但更倾向于做孤独而本真的自我。
近年社会环境不断变化，30岁以前桀骜不驯的周濂在更加风云莫测的40岁生活里，努力寻找着一种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在不同的角色里博弈、抗衡、对话、反思、和解，在一个浮夸的时代里尝试做一个理性但不沉默的“正义”之人。
老师
周濂对哲学的认知开始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
1991年，他从浙江到北京大学读书，彼时，他不认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也不知道陆九渊、王阳明。他在专栏里回忆：“这种感觉很像刘松仁和梁朝伟早年间出演的《新仙鹤神针》：一对点苍派师徒前去参加武林盟主大会，两个人合骑一匹瘦马，哆哆嗦嗦举着一面破旗，立在尘土飞扬的练武场上，身边呼啸而过的全是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正派，鲜衣怒马、旌旗猎猎……”
大学时代的周濂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周末的时候，他会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金色的秋天里。他写小说、写诗歌，也听摇滚。没有成名的老狼和高晓松经常到学校演出，他会在台下欢呼。魔岩三杰火遍全国的时候，他将张楚的磁带《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听了整整一年，“每一首歌都是诗，疯狂地喜欢”。直到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张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依然不减。
去年在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周濂看到了张楚，一个人很孤寂地站在拥挤的大厅里面，满身都是摇滚诗人的疏离感。周濂想过把追星的瘾，却又觉得不能打扰张楚，“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天花板，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对于现实生活始终不知道如何进入，但这是他最自在的方式”。
“现在的年轻人和那时候的人相比，缺了文艺范儿。如今文艺青年都成了贬义词。”他说。
采访前一天，周濂在人大的公选课上面对一百多名学生重申了“school”一词的原有涵义：在古希腊文当中，它指度过闲暇之地，“不是让你无所事事，而是让你利用这段时间去追寻高远的、丰沛的精神生活。除了考托福考GRE考公务员，你还得有文化生活”。
站在三尺讲台上，周濂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大学生变得更加功利、更加实际了。他不以为这是坏事，因为在一个正当的规则规范之下的利己行为，是符合现代商业文明的。“中国大学生的问题在哪儿呢？首先是在一个坏的规则下面，试图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不择手段来谋求自我利益。”
有学生给他写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考试，学生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在抄答案，身边的老师看在眼里但没有任何的反应和举措，于是感到非常愤怒，为了自己的底线，拿起考卷坐到了第一排，眼不见为净。
面对这样的学生，周濂觉得难过。
“我在课上讲的东西是比较无力的，因为现实的游戏规则是不鼓励你成为一个讲究游戏规则的人，甚至在惩罚你，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毕业之后当了公务员的学生，目睹很多的不公不义后，去找他谈心：到底应该加入到游戏规则中去还是独善其身？
周濂对这一类问题常常感到无奈。
9月18日，周濂在单向街书店和陈嘉映对谈，又谈到了一个长久的哲学命题：如果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比正义的人要更好，那为什么人们还要去做正义之人和行正义之事呢？他给出的理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良好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
后来，周濂给了做公务员的学生这么一个答案：这个社会还是有可能的空间的，还是允许有原则的人过上还不错的生活的。在叙述这个答案之前，他用了“只能”这种无奈的说法。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治哲学主要不是在思考具体的人该如何行动，而是抽象的规则和制度该如何确立，因为个体在面对制度时总是无力的。”周濂说。
作家
周濂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走进普通读者视野始于2012年。他的随笔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凭借扎实的学术素养、活泼凌厉的叙述风格、流畅娴熟的文字技巧，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创造了25万册的销售奇观。
在这本书的新版序言里，周濂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每次演讲完，下面的人就掌声如雷。哲学家感到非常担心，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因为他认为哲学家演讲完之后，下面的听众应该是满腹狐疑、充满各种各样的困惑的。
“演讲是这样子，书也是这样子的。”作为作者的周濂对于自己的书变成“时髦之物”感到矛盾，“它变成畅销书我当然乐观其成，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类书成为畅销书很有可能是基于一些误解，要么是读者其实不懂，或者是出于一些外在的原因。
“我不愿意以读者的口味作为终极的标准。”周濂对排山倒海的掌声怀有机警之心：在如今一个标签化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去认识一个人和一种思想，将自己的认同或者否定附庸其上。
哲学家陈嘉映评价周濂是一个能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甚至十分精彩的哲学家。而在这背后，是周濂苦涩而艰难的写作，“很少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一些看似篇幅不大的文章，都是他用数天时间细细打磨出来的，有时候甚至是数年。“经常会有一些想法存在那里，然后你慢慢地养它，或者像酒一样发酵它，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机缘巧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把所有的材料整合到一起。”
他不喜欢写命题作文，也很警惕对那些新近发生的时事做短平快的点评，“文章千古事，虽然做不到，但总不会希望文章速朽。”
周濂一直在找一个平衡点，保持哲学思辨性的同时让文字更具有亲和力。而在三五千字的文章里，要把一个问题说透就必须做很多取舍，这让周濂觉得痛苦。
“我们学哲学的人，特别讲究思维的严密性，就是你要触及到各个角度，写一句话、下一个判断，立刻会想出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反驳，而我职业修炼的自然反应就是把这个反驳堵住。”周濂自嘲，自己是受了哲学的“毒害”，才宁愿舍弃单刀直入，而选择把这个道理说得更加严密。这种为了准确而放弃犀利的做法，在他看来，是对目前公共写作的一种补缺。
北京大学哲学学士和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这些名头放在一起，很少有人怀疑周濂的学识，但一个从小具有反观意识的写作者却开始感觉到，自己受一些哲学家的影响太深了。比如，在他文字中经常出现的维特根斯坦。
周濂对这位二十世纪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非常了解，有时会下意识地拿他的各种理论、观点去印证社会公共事件背后的逻辑。一开始，当他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时，会欣喜若狂，但久而久之，他感觉到这种习惯构成了理解和写作的障碍。
“你不能只在这个矿井里挖矿，要多开发几个矿井，只有这样，才不会一直只是煤矿工人。成长的过程就是慢慢地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拥有更多的坐标，然后对这个世界、对自我的理解才会越来越丰富、立体。”周濂说。
这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过程。在学界，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研究谁就成了谁的信徒，下意识地为他的理论做辩护。
“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了一个圈把你圈在里面，你的世界就这么大，但你作为一个有批判能力的人，就一定要努力挣脱开这个笼子要看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是作家周濂对自己的期许。
知识分子
2012年8月23日，周濂在微博上更新：“从今天起，挑水砍柴，读书写字，做一个远离围脖珍惜生命的四有青年。Bye。”
周濂感到网络让他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甚至无法集中很长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四面八方的信息涌过来时，他有一种被外部世界所左右之感。“时刻活在微博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应该有的方式。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完整的、扎实的，由自己来把控方向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要思考一些更大、更深刻的东西。”
早在1996年，他就开始了自己知识分子式的探索。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本叫《学园》的学术杂志，发表的是研究生、博士生的专业论文，但是周濂觉得这些和现实社会问题联系太远，于是就办了一本副刊，在发刊词里探讨知识分子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会。
“我始终觉得知识分子除了在书桌里坐冷板凳，还应该开一扇窗，承担某种社会担当，承担公共的职能。”学校的这本副刊售价4元，每期印几百本，放在学校书店卖，经常销售一空。时隔十几年，还有人和周濂提起这件事儿：1990年代的时候，我在西北某大学读书，还收到过你们的杂志。
那是周濂最初感受到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带给他的荣光。
但是20年之后，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我们的剑已经被削成了针，只能用针去扎他们，可能偶尔会扎到他们的穴道让他们觉得很难受，但是他们分分钟可以把针掰断了。”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滑落的速度让我瞠目结舌。中国人没有良好的公共讨论的习惯，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取绰号、妖魔化对方，就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了。”周濂批评这是一种低智行为，但与此同时他也主张公共知识分子要做自我批判，不能理念先行、忽略事实。
这几年，周濂也切身感到身边的环境越来越不可理解。一些看似遥远的事情，正走近他的生活。
2014年8月，一个朋友在京郊租了一个农家院子，叫了很多亲近的朋友去暖房。“去了好多朋友，包括一些后来的敏感人物。我们都带了自家小孩，那场面就是高朋满座、佳儿绕膝，白天我们爬到树上打枣，晚上我们生火烧烤，玩得特别开心。”但是两个月之后，一群人频遭变故，有人因癌症去世，有人无故失联。
“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扎实的、似乎其乐融融并且永远会持续下去的生活，然而瞬间，它就被来自权力的巨浪冲散、打垮。”
尽管外部世界变幻莫测，周濂依然要发出声音。
去年12月4日，他去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参加张维迎教授《理念的力量》新书发布会。在演讲中，他隐晦地提到了当时一名非常敏感的女编辑、作家：有一个刚刚失联的大姐，很多人都在打听她的消息。现场有女生直接点出了她的名字，周濂直言不讳：对，就是她。
在演讲之前，周濂给太太发微信：我应该说点什么？她回复：虽然风声鹤唳，但我们应该要表达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直道而行，还是要说出你想说或者该说的话。”冒着极大的风险，也承担着相同命运的些许恐惧，周濂选择了一种他认为“正义”的方式。
周濂从小打篮球，觉得运动的对抗性养成了自己不怕事儿的性格。“篮球里，两强相遇勇者胜，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或者说在进入公共事物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这种气势在身上。当然你不能说去挑衅他。”
在今年的新书《正义的可能》里，他写了一篇文章《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里面引用了1975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的颁奖词：“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周濂说，没有知识分子能担得起社会良心，但在日益逼仄的社会空间里，依然要利用一切平台去做启蒙。
“当然很困难，但容易的事做起来也不好玩，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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