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一个法国人眼里的中国妇女，过去和现在

一个外国人怎么看待上世纪的中国？

法国女学者朱丽娅·克里斯特娃的《中国妇女》中文版，这样描述她见到的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的中国：“我们碰到的中国，正处于轻视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残留的苏联模式以及刻板的官方言论，不仅使我的调查无法深化，也使得我泄气，放弃了学习中文。”

1972年，作为“Tel Quel ”的一员，刚刚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认教的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和丈夫菲利普-索来斯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应刚刚加入联合国不久的中国政府邀请，作为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造访了中国。

37年以后，受法国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托，为了解法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身为法国政府顾问的朱丽娅·克里斯特娃再次造访中国。

时间的洪流给了她巨大的刺激：“北京和上海，巨变后的中国，许多城市涌现出摩天大厦，耸立在原本是街头小巷和苏俄式廉租房的地头上，取代从前统一穿灰蓝色衣服的人民群众，是艳丽多姿和面对全球化挑战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人们。”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父亲斯托扬．克里斯蒂娃（Stoyan Kristeva）是犹太人，“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并且会讲拉丁语，因为有一副好嗓子，后来加入了索菲亚的圣母玛丽娅教堂的圣歌队。受父亲影响，克里斯蒂娃对宗教有着莫名的亲切感，在后来的著作里，她经常提到宗教。

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以后，25岁的克里斯蒂娃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很小的时候，克里斯蒂娃就从教堂的法国修女那里学校次法语，“还进入了法语系统的幼儿园，接触法国文化”。

因为论文获奖的奖学金，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的生活有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对这个论文题兴趣没了，从新小说的形式以及转到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研究上好结集成评论集《作为文本的小说》出版。

在这本书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罗兰巴特的影响，已经出版了个人专著《论文集--关于符号分析学的研究》和《语言，这种未知的东西》。通过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和《Tel．Quel》杂志，并进入了这个杂志的学术圈子，认识了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她的出现在《武士》中她用一节的内容描写到：“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在后来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的《巴尔特的声音》这，她用“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因为越南战争爆发，本准备去美国大学当老师的克里斯蒂娃后来拒绝了邀请，留在了法国。她喜欢法国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自由。1967年8月，她与罗兰．巴尔特的朋友“Tel Quel ”的主编菲利普-索来斯结婚，接连不断地发表符号论方面的论文，逐步树立了她在巴黎批评界的地位，正式开始她的学术生涯。

菲利普·索列尔斯后来这样回忆说：“五月风暴前的那几年令人惊讶，我的生活很混乱，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并坠入了爱河。这就是Julia----此后我们没再分开”（来自索列尔斯官方网站）。

“通过认识哥尔德曼、巴特等这些老师，我成了《Tel．Quel》集体的一员，这给我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地位。我们在雷恩街的咖啡馆里讨论到深夜，在这里很多人是为了畅谈哲学和文学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因此我确信自己在国外也能生存下去。”1988年，克里斯蒂娃在接受法兰西文化电台的采访时回忆说。

以下内容为《中国女人》的编译采访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女人是被贬低为奴隶，妇女地位很低，是什么历史条件导致了这样的状况？

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大概有一种非常成熟和复杂的母权制。看人类学家们怎样演绎它是非常有趣的。

在我们的旅途中，我们观察了几个发掘的景观。在其中一处我们看到中央有一个女性的骷髅被其他女性骷髅包围着，暗示着中间那个女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主导而活跃的政治角色。现代人类学家们对这个理论争论不一。

我无法给女性人类学家一个位置来更仔细地考察当时的局势。但无可否认古代中国是高度成熟的母系社会。例如，年轻女孩和她舅舅的婚姻（这种婚姻实践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就是残存的母系结构的证据。

然而必须考虑到，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存在着两种意识形态：儒家和道家，二者同时起作用。一个人可以信奉儒家思想，这意味着在生产、政治、家庭之外的生活上，他相信家长等级制、道德和礼仪，；但是在家庭之内，在对女人、特别是性关系上，他遵从道家的养生之术甚至长生之术，这可被视为母系社会的某种偏移了的反映。